美国政府领导人在做内政外交决策时,通常有几套方案可供选择,很少会出现“没有预案可选”或“只有奉命而作的研究建议”这样的窘境。这些预案只有少部分由官方机构(如国会研究部)提供,大部分则来自各类智库。
熟悉美国问题的人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体会:美国经常“犯错误”,但它拥有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这种机制有两种效果:第一,它使美国得以避免犯致命错误。第二,它使美国善于利用错误与危机,在纠正错误、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恢复元气,并变得更为强大。
为什么美国能拥有这样一个纠错机制?有一点很明确:美国政府领导人在做内政外交决策时,通常有几套方案可供选择,很少会出现“没有预案可选”或“只有奉命而作的研究建议”这样的窘境。这些预案只有少部分由官方机构(如国会研究部)提供,大部分则来自各类智库。
独树一帜的研究
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SAIS)在华盛顿的著名智库中独树一帜。一方面,作为一流智库,它拥有大量高水平研究人员,研究地域包括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研究议题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许多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顶尖学者,如Karl Jackson(东南亚研究)、Kent Calder(日本问题)、David Lampton(中国问题)、Vali Nasr(中东问题)等,而布热津斯基、福山也是学院聘用的资深研究员,保罗·沃尔福威茨更是担任过7年院长。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乃至被政府采用是必然的,有些人还是“旋转门”的经历者。“旋转门”是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尤其是学者在政府与智库或大学之间的身份转换。每次总统大选后行政部门官员大换班,涉及4000多人,有许多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也有许多卸任官员转身进入思想库任职,其中有些人可能再次进入政府部门。
另一方面,SAIS是培养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学术机构,它与乔治敦大学的沃尔什对外服务学院(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塔夫兹大学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并列为美国三大外交人员培训基地。
以SAIS为例,每年招收300名硕士生和少量的博士生。其中250名是具有两年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学制两年。另外50名为各国政府部门、大公司、国际组织等具有9年以上工龄的中层干部,他们通过脱产学习一年后,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国际公共政策硕士(MIPP)。两类学生2011年的学费均为3.9万美元。SAIS迄今已培养出15000名毕业生,其中大使超过130名。这些毕业生分布于美国与世界各国,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外交决策与外交活动。比较知名的校友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英国前驻美大使戴维·曼宁,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等。
诞生于餐桌
SAIS的学习与研究强调“经世致用”,更准确地说是影响现实政治。许多教授在课堂上不时提到自己与各国政要的交往经历以及对一些国际政治进程的深度参与,从学生们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些“故事”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体现了SAIS主要创始人保罗·尼采的信念。
中国人对保罗·尼采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他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策划者与实施者: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后,把凯南提出的遏制概念具体化为从NSC68到NSC141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这些文件经杜鲁门总统签署后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各项具体政策。
据说SAIS诞生于餐桌。二战的经历使得尼采与克里斯蒂安·赫特深切感受到外交人才缺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在一次午餐会上,这对表兄弟达成共识:在华盛顿创立一个相应的培养机构。学院创建于1943年,并于1950年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下属学院。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与研究成果,加上位于首都的地理优势,使得SAIS很快成为一流智库、美国外交与国际事务人才的培养重镇之一。
霍大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位于第11—15名之间,其国际关系领域的声誉就来自SAIS。为了表彰尼采对学院多方面的贡献,霍大1989年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学院;赫特虽然官阶更高——曾接替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但学院仅仅用他的名字命名了“美国外交政策”教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