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文革”隐患和“文革”记忆

　　提要：文革的记忆中存在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记忆“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反记忆“魅力型个人坚强有效的领导”;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红歌振奋精神”。

　　图说：文革绘画作品。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一场答记者问时说，在“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当前关于“文革”的记忆中存在着许多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例如，我们今天为了提防“文革”隐患，记忆“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反记忆就是“魅力型个人坚强有效的领导”;记忆“暴民群众和民粹运动”，反记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就是“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就是“红歌振奋精神”。

　　向国人提醒今天仍然存在的“文革”隐患，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这和眼下有些人把“文革”当作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当作一个匡正各种时弊的价值资源和成功“经验”，显然是不同的。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的过去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为“教训”或“经验”，包含着在现刻当下对历史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

　　无论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教训，还是当作一个经验，其中都包含着某种对“文革”的记忆。“文革”的隐患在哪里?是哪些隐患?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这种记忆应该不仅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的个人记忆，而且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

　　“文革”已经过去了36年，今天的“文革”记忆已经远比“文革”刚结束后不久要更多样，也更充满分歧和冲突。这不仅是由于当事个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形成了不同的记忆，而且还由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与前一两代人之间有代沟，因此产生了“后记忆”与“记忆”的差别。有鉴于此，现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有助于汲取“文革”教训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这样一种集体记忆并未能充分形成。

　　许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或社会中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记忆研究发现，人对十几、二十岁时发生的事件有最为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也有特别顽强的记忆。创伤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对创伤的顽固记忆可以使人们容易、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危险和创伤的事件，而这样的记忆对他们能否存活至关紧要，“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这样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形成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学、回忆录、历史记叙等因此成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 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

　　语义记忆的形成、丰富和完整都需要有适宜于自由言论和交流的公共空间，惟有如此，它才有可能形成群体记忆所必不可少的知识、观念和认识。要重视和警惕“文革”隐患，就不能忽视“文革”记忆，随着“文革”当事人的逐渐逝去，这种记忆必将越来越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