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再论“医院保安配钢叉”

　　“古代中国皇帝平均寿命只有39岁”，这是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我认为这和当时太医的压力太大有关。

　　太医者，意味着当时最高水平的医生，但他们一进皇家成了“家庭医生”，往往医术能力大打折扣。因为一旦出现差错代价可就太大了，故而面对皇族的病情，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多采取温和的医治办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医生全无压力，则病人的确很可能被治死。“治脚气都能治到截肢”，是很好的写照。

　　这就告诉我们，要让医生最有效地工作，既不能压力太大，又不能没有压力，而必须寻求一种适中的压力环境。

　　于是，我们看待冷了又热的“东莞医院保安配钢叉”一事就有了一个新视角。真正的问题在于，医生的压力应由谁来施加、尺度如何拿捏。

　　在3月16日的一篇报道中东莞市卫生局已经说明，出台这一文件的背景是去年8月16日发生在长安的病人砍死医生事件。病人的这一行为颇为极端，治不好就要医生的命。如果群起效尤，那么这个世界将只剩下庸医。

　　比“要命”温和一点的方式就是“医闹”，这些职业的“雇佣军”，是当前医院和医生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

　　尽管批评之声甚盛，但我们依然相信有关部门出台文件的本意，是为了消解一些来自“医闹”的压力，让医生更有效地治病。然而可能考虑不周的是，如果医院和医生“全无压力”，同样无益于医生发挥他们的专业水准。

　　跳不出“武装医院能否消除‘医闹’”这个狭隘的问题，那么一切讨论都是看热闹。根本问题在于，患者不应该是压力的施加者，主管部门和医院也不应该是压力的对抗者，适中的压力环境应该由法律来提供。

　　广义的“医闹”是不可能消除的。即便发达如美国，也存在“医闹”，只是这些“医闹”是律师。认为医院和医生存在过错，美国人的第一选择就是请律师打官司。

　　美国的律师之难缠，远甚于中国的“医闹”。他们可能会零费用代理，还四处登广告招揽顾客，目的就是告倒医院或医生，从赔偿中吃提成。真正存在过错的话，赔偿额是惊人的，如果是医死人事件，甚至高以亿计。

　　当然，如果患者去医院闹事，也会被逮捕，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律师取代了“医闹”，不但医院和医生有了一个合适的压力环境，必须专注于提高医疗质量，而且患者也有了一条维权的通衢，从而关上了非理性的大门。

　　一言以蔽之：合法的权益要合法地主张，合法的主张要高效地响应，非法的行为也要合法地惩罚。

　　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现在处理医疗纠纷主要有三条合法途径，分别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和人民法院诉讼。可见我们的合法途径显然比美国要多，而且除了这“主要的”三条，还有更多“次要的”碍于篇幅未予列举。

　　从这三条“主要的”途径看来，法律排在最后。在前两条逐次折腾无果以后，精疲力尽无可奈何地诉诸法律，又往往因为举证艰难和程序拖沓而再次无果。

　　合法途径的无效导致了“医闹”产生，司法途径的折腾又“鼓励”了“医闹”的泛滥。最后，有关部门无奈地出台了政策，把医院保安“武装”起来。

　　钟南山院士评价“武装医院”的做法时很客气，他说这是“消极的办法”。我想，如果想更有效地解决“医闹”问题，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的是以如何更“积极”的办法，去引导维权者走上合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