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中国百年宪政之思考，从严复到胡适

　　王鲁湘：非常感谢王人博先生精彩的演讲。中国100年宪政之道，有人说是非常道。但是，王先生今天选择了两个非常好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是严复，一个是胡适，把中国百年宪政之路的两个主要的方向通过这两个符号给表述出来了。这里我想向王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从1840年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思潮，包括哲学思潮、政治思潮，各个方面的社会学思潮，还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可是我想来想去真正地为全体知识界和国人所接受的只有一个进化论，包括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都是

　　进化论，是政府主义加进化论。

　　王人博：没错，对。王鲁湘：我们铭刻最深的就是八个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王人博：对。

　　王鲁湘：我们最通俗的一句警世恒言，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做一个很文雅的表述，就是强国梦。现在100年以后，我反而觉得，这100多年，一直在坚持要走中国宪政道路的人，以宪政为体，而不是以宪政为用的人，可能问题是反过来问的，这一批人当然要强国，但是不做强国梦，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王人博：可以这样表达，或者说强国梦也可以做，但是做的同时，还必须做宪政梦。这两个东西未必像我们理论上认为的一味地冲突的，当然你说要放弃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在一个后发国家是不现实的。那大同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从国家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中国已经上升到这个层面了，应该把一些精力向胡适先生说的那个地方转移，这两个不但不冲突，可能有时还互补，也可以说是互相促进，互补、互为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讲这样一个话题的初衷和动机是我也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中国的政治家们、决策者们应该在胡适这方面多想一想，花点心血，不要老是去做那样一个单纯的、单级的强国梦。

　　王鲁湘：实际上西方的发展，包括它的强大，根本的奥秘不是像我们追寻100多年那样，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英国人对人类文明有两大贡献，第一个就是议会制度，就是“大宪章运动”以后产生的“议会运动”，另外一个就是蒸汽机。那么我们中国人向英国去寻求它的强大的秘密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蒸汽机，却没有找到议会制度。

　　王人博：对。王鲁湘：那么您觉得在议会制度和蒸汽机之间，哪个更重要？

　　王人博：严复在他的很多文字里，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通过他对英国的阅读，他认为制度和人民比坚船利炮更有价值。为什么严复一直非常看好英国议会的价值呢？他写过一篇论文叫《议院在权论》，他是以英国的议会制度为研究对象来写作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议院的一些看法。恰恰当时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误读西方议会制度的时候，他却提醒中国的这些同行们，你不要那样去观察议会，你那样观察是错的。严复先生一生对英国议会的价值都是非常钟情地肯定，就是他说的，制度和人民比坚船利炮更有价值。

　　观众：王老师，您好。您刚才对严复和胡适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解读。我想提的问题是，严复和胡适，他们生活的年代毕竟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严复面临着外国侵略者要打入国门，坚船利炮要侵略我们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资源优先配置的问题，这个国家最优先的考虑也许是衣食住行，也许是先用物质上的力量来防御。而胡适在他那个年代，有了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宪政的问题。回到现代，首先一方面，我们对宪政有信仰，希望中国是具备这样一个道德性的现代化的文明大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有足够的资源去同时配置富强和宪政这两种东西的时候了吗？我想听一下老师您的解读。

　　王人博：说实话，你这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我的理解是，失去了实现富强的这种情怀，失去了对富强的追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讲，既不现实，也不应该。但是，我认为富强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中国发展了100年，在100年当中，特别在这后30年，中国确实在富强这个价值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看看北京的“鸟巢”，看看北京的“水立方”，我们的成就确实很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现在我们能不能稍微把富强的脚步放慢一点，来顾及胡适先生所认为的那些价值。把宪政的概念缩小一点，就是说在追求富强的一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更加注意一下人权问题。我们说可以不用宪政，有宪政也可以，制度的建设，人权的保障，这些都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遵循的道德和价值。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富强的梦既不能不做了，因为这不现实，又不应该在这方面多花力气。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908年清王朝在垮台前夜开始宪政改革，迄今正好100周年。我们需要借着这个时机，深刻反思中国百年宪政的历史，分析宪政在中国一错再错的原因，铭记历史的教训。为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源于西方文明的先进制度设计在中国探索了100年，仍被认为是非常道？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接触到宪政问题，就会最痛苦？为什么从近代到现代，中国都没有一部真正的中国性的宪法？为什么宪法至上的理念就是无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中国宪政之路100年，成就很少，留下的问题却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