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后来者怎么居上呢？严复从他的《原强》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怎么发现了西方富强的奥秘的？为什么西方比我们强，强的根源在哪？这是严复一生都在探求的问题。结果他从英国发现了这个奥秘，他认为大英帝国之所以很强大，那是因为英国人有自由，他认为自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严复说，人都是自私的，自私带来了自由。人都喜欢自己经营自己，叫自营。既然要自己经营自己，毫无疑问，人最终还是追求自治的，不喜欢他治。英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而自由有利于个人能力的释放。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严复认为，自由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受压制的人不可能有很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严复的一个发现。当然严复后来又看到了光有每个人的自由，未必会成为一种能导致国家富强的合力，也可能是一个分散力。后来严复又在英国的历史、英国的思想家的书里面发现了一个奥秘———民主。严复说，民主有利于公心。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集体协调能力。那么怎么产生集体协调能力呢？严复认为是民主的结果，民主有利于公心。换句话说，民主这种制度可以把从自由导引出来的每一个人的力量整合为一个向国家富强迈进的合力。所以严复后来用一句断语式的话来总结他对西方奥秘的发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我认为这句话并不是他对西方文化的一个价值判断，只是对西方之所以比中国强大的奥秘的表达。
严复通过对国家富强目标的追求，发现了自由和民主对富强的价值。正是从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上，严复又引出开议院、立宪法等一系列思想，我们把这种思想称为宪政思想，它包括民主、自由、宪法、议会，这些东西在严复的逻辑链条里面是个下位概念，而富强是一个上位概念。严复发现，宪政是中国达至富强的唯一道路，富强与宪政是道和器的关系。富强在严复的思想里面永远是一个上位概念，严复的这样一种宪政思想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分享着严复的这样一种表达。大家可以看看中共中央的文件，看看我们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把富强摆在最高的位置上。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我们叙述的主流，也是官方政治家的主流话题。我们为什么办奥运会？我们为什么年年都掰着指头算账，我们的GDP又增长了多少？那不还是追求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嘛。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们对“宪政”这个概念使用起来非常地谨慎？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到现在也不敢确定，宪政真正能够导致中国的富强。他们是犹豫不定的，宪政也许是通向富强的一条路，也许不是。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政治家还是有些不敢确定，所以他表达这个概念时非常谨慎，但是富强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怀，特别是中国政治家的一种情怀。我们可以看一下现行的《宪法》，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国家目标的设定，第一位的价值就是富强，第二位才是民主，这恰恰暗合了严复的表述，宪政为用，富强为体，所以我说，我们还生活在严复的时代。严复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严复给我们提供的这种现代性的国家观、现代性的社会观在今天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官方，在政治家的思想框架里面，因为严复代表了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的方式是这样说的，所以到现在，这种思考方式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政坛。
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为什么说他是宪政思想中国复述的最杰出表达？作为重要的符号人物，胡适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情怀？
继严复之后，开辟了另一种宪政思考方式的，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胡适，当然胡适跟严复两人之间，在知识上确实有个传承关系，我认为胡适代表了后50年中国知识界一个主流的思考方向。我先说结论，再做论证。胡适对中国宪政思考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不单把宪政看成是追求国家富强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更重要的在于胡适把宪政看成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德行。严复给我们讲了，不宪政就不富强，不宪政无富强。而胡适说，不宪政无文明。胡适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20多岁时，胡适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军人物。当然今天的学术界对胡适是不是名副其实还有争论，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是跟胡适连在一起的。当然关于这场运动，我们对它的判断也不一样。怎么来定性这样一场运动？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表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启蒙运动。而胡适更喜欢把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李长之先生认为这两个概念都不确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比赋性概念，它比赋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李长之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把这场运动表达为中国文化的外借运动，就是学西方的文化。但是我更喜欢陈独秀先生对这场运动的表达，他把这场运动称作道德革命，或叫伦理革命。用陈独秀先生的话来表达的话，胡适在这场运动里面，首先从道德层面和伦理层面，为他以后对宪政的思考和观察打下了基础。
胡适对宪政思考的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他具有对宪政思想中国复述最杰出的表达。我举几个例子。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抗战时期，他就在呼吁说，宪政民主比中国的帝王政治更容易实行，所以他有时候把民主政治称为“幼儿园政治”，就说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人，你都可以来实施这样一种制度，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后来他有一句断语式的表达，“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方式”。他举个例子，他说你要教别人游泳，你必须先下水，你不下水，你怎么能会游泳呢？你不搞宪政，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能搞宪政呢？所以说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方式。胡适对中国宪政的贡献是他不单在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法学界和宪法学界流传最广的，就是胡适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言给蒋介石，不要再连任三届总统了。大家都知道，《“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一届六年。1958年3月，蒋介石的第二个任期任满，胡先生发现蒋介石还想继续干总统，所以他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跟张群到蒋介石家里吃饭，都跟他谈，蒋先生不要再连任了，给中国这个国家留点颜面，请蒋先生能够遵守“宪法”，既不要连任，也不要修改“宪法”。后来蒋介石跟胡适说，我本人说了不算，还是听听党内的意见吧。当然党内的意见最后就说，哎呀，蒋先生，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是连任吧。当然胡适没有挡住蒋介石的连任。但他身体力行，他毕竟知道在宪政的框架之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宪政国家的领袖应不应该修宪、遵宪、守宪。我认为胡适先生在这方面给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胡适第三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对宪政有那样一个信仰？我认为这就来自于他的乐观主义态度和生命信条。胡适一生都是乐观主义者。刚才我说了，即便在中国最艰难、最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放弃宪政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他同行中的很多人，包括蒋廷黻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了，因为是非常时期，在打仗嘛，应该搞独裁，而胡先生还在呼吁，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民主和宪政。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胡先生都是非常乐观的。他乐观的根源有两点：一个，他个人的气质，他是最具美国气质的中国人，这个是次要的。我认为更重要的，胡先生终生都没变的一点，是他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西方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最好、最精华的部分是可以共通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可以接纳西洋文明的，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与西洋文明可以相结合，这是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
胡先生给我们宪政的这种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价值。严复给我们提供的是不宪政就不富强。而胡先生告诉我们，即便宪政跟富强关系不大，我们也应该追求宪政，因为那是衡量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道德尺度。他们的这两种思考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者说代表了两个阶段。严复的那种思考可能更是由我们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表达的，而胡先生的表达可能恰好又是今天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一种表达。我认为这100年的思考在这两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也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们的符号价值。更重要的一点，这可能跟我对这两个人作品的阅读也有关系。我对严复先生的那一份睿智和敏感非常喜欢。鲁迅先生说严复是中国最敏感的人。胡先生这样一种理性、宽容、乐观的气质，我认为恰恰是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100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非常短，我认为100年来对中国宪政的思考，有值得我们去好好总结的地方。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求富求强，挣扎百年。西方思想的冲击，对中国宪政之路有哪些影响？优越的制度与先进的生产力，孰重孰轻？当今中国，富强与宪政可否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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