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如何开出儒家新政治？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有过一个论断，由于现代“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儒学死亡之后已经变成为一个游魂了”。他认为儒学的社会基础，如宗族等等，今日都已消亡，使得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秩序安排，已成为了无源之水。

　　从思潮来看，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与张君劢在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可谓是民国以降新儒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整体路线图的绝响，在此之后，除了海外新儒家在哲学与文化上有所着力外，政治儒家几已绝迹。

　　政治儒家的消失有现代政治变化的外因，也与儒家的政治观念本身有密切关联。近代批判儒家的各种浪潮中，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就是认为，儒家为帝王统治“涂脂抹粉”，营建封建礼教观念，明为天下谋，实际上只不过是协助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百姓。这一观点虽然粗疏，但是却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儒家士大夫与权力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模式？到底帝王只不过利用儒家思想来实现治理，还是士大夫有意识地以“大义”驯服君主来保苍生？

　　从历史上看，汉代兴儒学，董仲舒献“天人三策”，与以上两方面皆有关联。打天下自然需要金戈铁马，暴力流血，但是治天下却有待人心的顺从和服膺。汉高祖刘邦以儒家立国，并不意味他本人是儒家的信徒，而是说，政治秩序的达成除了暴力外，还有一个“心灵权威”的维度，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恰恰就是从这个角度提供了和平时期的“政治权威”，帝王自然乐而用之，士大夫也会乐观其成。

　　不过“得君行道”也有危险，北宋一直被称为儒家士大夫最为春风得意的时代，甚至达到了“君臣共治天下”的程度，但是熙宁变法最后也是落得个虎头蛇尾的结果，皇帝善变，而且父死子继，变法事业随时可以因一人之意而告中断，儒家士大夫纵有奇才，也须得遇明君、适逢机运才行。正是“得君行道”的不可靠，明代王阳明所发展出来的“觉民行道”，其实已经开辟出一条儒家的新政治路线，那就是承认“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也都可以成为怀抱天下的儒家后备人才。正如此，我们方可理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主张一心为私的君王“乃是天下之大害”，而要以“学校”作为公议的枢纽与核心，以纠正君主的一己私意。而晚明东林党人的结社清议，也正是民间知识分子结社论政的高潮。意味着儒家试图开辟出一条以社会倒逼君权的新儒家政治路线，当然这条路线最终宣告失败。

　　由此或许可知，今日如要谈儒家政治哲学，必然要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儒家思想来驾驭最高权力，不仅今日难以达成，历史上的成功案例也是屈指可数，而现代化以来的市民社会的崛起，虽然从文化与道德上驱除了儒家的礼教伦理，但是却开放出一个可以与国家（政府）相对垒的社会空间，今日知识分子若想开辟出新的儒家政治路线图，其重心也只能是社会，而不是那高高在上、反复无常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