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先生针对他没有看的《孔子》电影写了篇文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儒学本身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不专制的，专制帝王利用儒学并不等于儒学就鼓吹、支持专制。新文化运动的重大缺陷就是把专制政治与儒学混在一起，反而放过了专制及其真正的理论依据——— 法家(昨日本版)。笔者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想补充一点，替邵建回答他在行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
我首先想说，这样的提问法本身就带有偏见，它已经预设了儒家之原罪。照这样的提问法，仿佛儒家总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掌握大权的帝王来认可、推广。那么，这样的儒家当然也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设帝王总有专制倾向，那他们看得上的意识形态当然是有助于专制的价值和知识体系。由儒家总被帝王尊奉的事实就可以推论：儒家内在地支持专制。
然而，仔细考察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社会演变的最关键时期，通常是儒家主动地寻找、创造机会，包括利用皇帝的权威，以求建立更为合理的人间秩序，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帝王来利用自己。
可以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孔、孟两圣的经历。他们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最大的抱负还是治国平天下。只是，他们虽然名声在外，诸侯却无人想到利用他们，他们被迫恓恓惶惶地周游列国而不得重用。用胡玫的话说，他们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相反，像管子、商鞅乃至纵横家之类的人物，备受诸侯们的欢迎。
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认识儒家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丰富涵义，可惜人们对此未予深思。那个时代的华夏大地，封建制正走向崩溃，政制向皇权制转型（此处的“封建制”和“皇权制”分别对应传统所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 编者注）。各个诸侯国在战争的压力下，积极地探索皇权专制的具体制度安排。历史已证明：谁最快地摆脱封建制的束缚，建立皇权专制制度，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春秋五霸与秦在战国群雄中胜出，就是其专制相对于他国更为彻底的结果。
根据这个大前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命题：这个时代诸侯最愿意利用的就是专制之术的研究与运用者。反过来，非专制甚至反专制的学派，必然是这个时代的落魄者。孔孟一生都很落魄，依据这一事实大体可以说：他们的学说无助于专制，甚至可能是反专制的。
再往下看。儒家在秦朝的官方地位一直有点模糊，但太史公非常清楚地记载了孔子后人起义抗秦的故事：秦的暴虐统治激起陈胜、吴广等人的反叛，孔子八世孙孔甲，还有其他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投入这场反抗暴政的运动中，最后“与涉俱死”。儒家反专制的气质在此彰显无遗。
接下来看汉代。汉初儒家是遭受排斥的：刘邦尚军功，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时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概括言之，三代汉帝继续沿用秦制。他们确实任用了一些儒生，如刘邦用叔孙通制作朝廷礼仪，汉武帝则任用了“曲学阿世”的公孙弘等人，但主流儒家始终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就在这种环境下，儒家在民间社会几百年却趋向繁荣。如太史公所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他们坚韧地生长、聚集，形成了一股文化、社会力量。而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儒家这种不断集聚的文化社会力量当然在积极地寻求改制、立法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董仲舒这样的人物。他不仅是儒学思想大师，更是一位政治家，或者说是立法者(law-giver)。他抓住汉武帝面临统治困境而寻求出路的机会，提出“天人三策”，迫使武帝系统接受儒家的治理原则和制度蓝图，从而发动了一次广泛的宪制变革。
董仲舒的基本政制构想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天道宪政主义”，后人似乎多注意前面一点，但他论证的侧重点其实是在后者。秦始皇宣称自己是宇宙中最崇高的存在，董仲舒却说，天子上面还有天，因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肆意妄为，而必须服从天意。最重要的是，皇帝本身没有能力弄清天意，只有儒生有这技艺。董仲舒的目的是要为专制君王戴上笼头，他也确实经常拿“天”吓唬汉武帝。武帝极为愤恨，借故将仲舒下狱，仲舒受到迫害，后来不复言灾异。
上面对汉代独尊儒术过程的描述已足以说明，刘氏皇室接受儒家，不是他们在主动利用儒家，反倒是儒家借助文化、社会的力量试图控制专制皇帝的一次宪政主义努力。当然，这次努力没有完全成功，但至少刘氏以后的统治已经不再像秦始皇那样完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并借助暴力进行，皇权专制受到一定约束。相比于现代宪政，这种约束确实很不完善，但后人总不应把这种约束说成是帮凶。
□秋风(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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