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结果不能为手段非正义性辩护

　　深圳市社保局多次假扮患者，持照片相似度极高的医保卡，在市内社康中心就医，并想方设法要求医生不核查医保卡，成功后以医生不核查医保卡为由对这些社康中心进行处罚，许多社康中心负责人对这种钓鱼式执法怨声载道，记者前往深圳市社保局采访，经数小时的等待，社保局却表示不愿就此正面回应。（11月16日 《成都商报》）

　　深圳社保局陷钓鱼执法，扮患者诱医生看病不核卡，应该说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题目概括已经完整地表达了新闻的要义。尽管有争议，甚至有为社保局辩护的，但是，批评的声音居多，而社保局不愿就此正面回应的表态，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激发民意的汹涌和不满，尤其是在钓鱼执法已经遭到众口抨击的前提下。

　　那么，社保局何以不愿就此正面回应？这与其说是一种沉默，不如说，这种执法本身存在的软肋，难以让深圳社保局挺直腰杆，大声说话。首先，　从执法的场景可以发现，“当她们亮明身份称是社保局的人时，我感觉被戏弄了”之类的说法，社保局很难给以有力的反击，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点上，社保局拒绝有所表态，以免再给人留下口实。

　　其次，从“有患者进来，一直大喊着腰背有问题，非常疼，见患者很紧急，医生没来得及核卡，赶紧对患者进行诊疗”的描述看，医生为自己辩解有着合适的理由，如果不这么做，恐怕就可能陷入另外的舆论陷阱：见死不救。当执法人员设计了一种医生只能救人而非有多种选择的策略时，对医生来说，恐怕只能就范。那么，社保局当然就更不能表态了。

　　最后，“监督执法方式难道只能这样？”的疑问更让社保局难以面对。道理很简单，常识告诉我们，即使有正确的目标，也不表明就能选择非正义的手段，反过来说，即使是正义的目标，并不必然表明手段就有天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就执法来说，更不能先验地设定场景，有意进行诱导公民进行“错误的行为”，进而采取执法行动。任何对人性弱点的利用，都有可能是对正义的伤害。

　　深圳社保局陷钓鱼执法就是利用了医生的人性弱点，是并非正义的做法。更何况，这是队法律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理念的背离。法律必须具有人性，执法也必须具有人性。人是法律的本源，法律的目的，而不是法律实现的手段与工具。国家制定法律，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成为法律的奴仆，而是为了让人们在法律的庇护之下，更好地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霍姆斯曾说过，法律“根植于人类的心性之中……法律的最大正当性，乃在于其与人类最为深沉之天性契合无间”。相反，法律如果一旦没有人性，法律也就不是法律了。“恶法非法”就是人类从无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哲理。以此逻辑，深圳社保局陷钓鱼执法，却是在利用人性，这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对比之下，难免让人产生恐惧。

　　执法结果不能成为手段非正义性的辩护词。这是常识，应牢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