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赫塔·米勒的冷感时代

　　在瑞典文学院将2009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迁居德国的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之后，几乎大部分人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赫塔·米勒是谁？”

　　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乎没有译介其作品的中文界（中国台湾地区仅有一本《风中绿李》，而中国大陆的《译林》杂志也只介绍过单薄的一个短篇），即使连一向追踪欧洲文学的耶鲁大学教授Harold Bloom也非常尴尬地向追逐的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疑，赫塔·米勒获奖是“爆冷中的爆冷”，她自己甚至对此都感到震惊。不过，瑞典文学院并不讳言近年来不断选择欧洲作家是为了“回归欧洲文学传统”。除了2006年授奖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外，最近5年来都是青睐欧洲作家，而且“趋冷化”严重。无论是品特、克莱齐奥以及莱辛都被认为是不具备传播广度的作家。而十多年来未染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被瑞典文学院贬为“太狭隘和太单调，美国人暂时还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的文学对话之中……你无法否认的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

　　瑞典人的声明必定让美国文坛健将例如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备受打击，他们曾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前者以《人性的污点》而广为人知，后者的代表作是好评如潮的《贝莱福勒》。瑞典人强调的“诺奖欧洲中心论”的言辞也必使大热门以色列作家Amos Oz以及日本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人感到黯然。

　　诺贝尔奖一直有“偏颇、同仁化以及零碎化”的指责，这种指责发源于对社会科学奖项的怀疑，现在甚而延伸到自然科学奖，例如很多科学家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单调地追逐“粒子发现”感到不解，同时质疑诺贝尔奖项设置的科学性，认为已经不能反映新兴学科的兴起和跨学科的复杂。但毫无疑问，文学奖一直承担着最高级别的质疑，它不仅颁发给太多陌生的名字，而且还错漏过很多伟大的名字。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是“独裁、封闭以及拥有一种反市场销量的自以为是”，他们可能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同仁评议制，他们可能拥有一些古怪的感受，将一些平庸之辈提拔上去；但也同时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将一些小圈子内传播的伟大名字释放出来。

　　赫塔·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瑞典人在授奖宣言中说道“赫塔·米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所谓“道德动力”，指的是米勒对于罗马尼亚特殊政治时期的批判和揭露。米勒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不合作”是世人皆知的，她被迫逃离罗马尼亚侨居德国。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以及被叛变玷污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时间似乎停摆在“齐奥塞斯库时段”，即使在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局面不复存在的今天，她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小说《呼吸秋千》依然是以一个被驱逐进乌克兰劳改营的17岁少年口吻讲述一段隐秘而曲折的回忆。显然，她的政治意识如同“远古恐龙”，被一个沉痛的情结所横亘，然后野蛮而扭曲地生长出精妙而带有警醒意味的图像。

　　她的小说具有自白文学的特征，但却充盈着大量虚构的意群，就像本雅明所言“回忆是对过去的无限篡改能力”。而米勒在其最著名的演讲《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

　　例如，早期作品《洼地》可以看作是米勒勾勒的巴特纳边区的乡村编年史，它不是田园牧歌，而是混合着社会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的天主教传统。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酒鬼和暴君，母亲是顺民和家庭奴仆，祖父是伪君子，祖母则是一个虐待人的泼妇。故乡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无从拯救的“故土肮脏”。

　　《人是一只大野鸡》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赫塔·米勒强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和绝望——家国两殇：国家主义的严密监控、巴纳特山村的宗法恶习；国家发展已经停滞、巴纳特乡村则充斥着死亡气息。

　　在随后的《单腿的旅行者》，赫塔·米勒更是将这种氛围发挥到极致，罗马尼亚移民伊蕾妮不仅有着“家国两殇”的隐痛，而且所迁移之地亦非乐土，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社会让人无法融入，“在西柏林我什么都看不到，这使我痛苦不堪”。赫塔·米勒不仅像过去那样宣布了“对故乡的死刑”，而且也宣布了对“挣脱痛苦”这种追求的死刑。这是一个极度灰暗的态度，赫塔·米勒迅速将绝望的深度予以扩大，在《那时的狐狸就是猎人》她再度宣判了“移民返回故土改造故土”这一徒劳的“死刑”。庞大的“反抗绝望徒劳论”美学奠基作是她最富盛名的长篇小说《宝贝》，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费尽心力向上爬最终被等级序列的官僚奸杀，另一位迷人的美女则通过不断出卖朋友而赢得“生活西方化、计谋东方化”的丛林式生存的胜利。

　　诺奖授予辞里赞叹米勒“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使之文学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赞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文匮乏的环境中“转战”别语寻觅米勒的小说，恰是因为米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尽管有“美文不可译”的教训，但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略加对比之下，感佩米勒远胜于村上、拉什迪、莱辛之流。《译林》中《黑色的大轴》仅一个开头就让人洞悉其构造意群的出众能力：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是水。”

　　赫塔·米勒文学所代表的“价值无从依存”、挥之不去的阴郁感以及不断滋长的“绝望美学”因诺奖而加冕，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隐喻吗？这是新的冷感时代正在悄然上演吗？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式资本主义完全“变味”，很多确定的原则——例如“用自己的钱冒险，自己承担后果”之类的价值观完全解体，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社民主义不像社民主义，西方式民主“空洞化”、社会“投机化”、用“重吹泡沫”振兴经济、用印刷钞票刺激市场，“国有化”可以随机式复活，稳定的货币投放哲学被扔进了垃圾堆，原来的榜样力量侏儒化，曾经的非常手段“正规化”，就像赫塔·米勒所孜孜不倦刻画的那样，故土、国家以及别国都不能提供“稳定人心的价值依托”，于是一场无孔不入的黑色、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正在呼啸着席卷过来，也许用赫塔·米勒的言语定义这个时代最为准确：一个无休无止运动的残暴黑色大轴不断旋转着，它旋转着岁月，新鲜正直之物垂死越快，它就会转得越快，死得越多，就越空旷，时间就会走得越快，时间走得越快，死亡之物就越多，好帮忙去转那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