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律师张思之（左一）曾被安排做江青的辩护律师

　　用法律处置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1976年10月6日的“怀仁堂事件”之后，“文革”结束了。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邓小平的时代到来了。他首要任务就是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胡耀邦主持了平反，宣布替文革的受害者（包括刘少奇）平反昭雪，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时成了邓小平的重要支持者。审判“四人帮”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选择，将失败者交给法庭，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类似斗争中的做法。

邓小平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告别历史，尤其是告别革命。这一点很少有争议，正如当年的公告所说，审判“四人帮”是人心所向。
　　
　　无数受害者希望法庭判他们死刑，但对什么是公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历史学家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因为在审判之前已经确定了审判对象有罪，唯一的悬念仅仅是量刑而已。对中国法学界来说，这场审判意味着历史的转折，全国人大成立了法律工作委员会，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据说在四个月里出台了七部新的法律，其中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依据。
　　
　　参加过远征军、曾被打成右派、又在中学教了七年书的张思之奉命替江青辩护。这是个空前艰难的工作。这位生于1927年律师已经不再年轻，文革结束后，他离开了北京垂杨柳中学，但没有听从组织的安排去做法官。他不愿意替江青辩护，但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因为他认为江青有权利得到辩护；尽管感情上不无抵触，但如果他放弃为江青辩护，对他追求的法治而言将是一种羞辱。但江青最后拒绝了张思之（据说她心仪的律师是史良，一个近年来因为《往事并不如烟》而重新为人所知的著名女律师），她决心亲自己为自己辩护。
　　
　　自我辩护的效果不佳，在法庭上，法官不止一次要求江青“闭嘴”。张思之不相信有律师能够和江青合作——她的坏脾气众所周知。但当他成为一个老人之后，他反思说，他没有对江青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中国的律师制度在文革前就已经被抛弃，因为中立的程序有违阶级革命的原则，法庭辩护你来我往，仿佛请客吃饭，不仅无聊，而且危险，在法庭内“讲事实、摆道理”，进行交易，会腐蚀革命者的意志，减弱他的仇恨。经过30年暴风骤雨的革命洗礼，人们相信领袖的指示、暴力和群众运动胜过法律。但邓小平决心让让社会和政治重新走上法律的轨道。他说，人们长期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同意领导人的看法就是违法。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之后听到这种感慨，人们不仅思绪万千。革命已经结束，“坏人”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还必须依照法律的程序付出代价。过程和结论需要公之于众。
　　
　　在平反、审判四人帮之后，1981年7月1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很多人都认为对文革的讨论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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