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江青和林彪

　　事与愿违的“革命”
　　
　　但“四人帮”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这场革命的对象曾经掌握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常常是有着传奇经历的职业革命家，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多少凭着命运的垂青才得以幸存，最后站上了权力的高峰，和他们相比，江青他们凭什么能够得到权力呢？而且他们毫不在意地滥用手中的权力。被指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吴法宪曾回忆说，江青的性情乖戾暴躁，曾经突然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发难，因为后者将一箱关于她早年经历的资料放在京西宾馆，没有及时销毁掉。杨成武大汗淋漓，尽管他之所以不敢销毁资料，是因为没有得到江青的指示，却不敢有所辩护。
　　
　　据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要反对1949年后趋于平庸、板结和腐败的权力结构，所以，官僚——不管大小，也不管历史上是不是革命者——必须给后来的革命者让路。但从江青斥责杨成武的故事看来，毛泽东的初衷事与愿违了。
　　
　　有暴力倾向的群众运动被动员起来，1966年之后把整个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砸了个稀巴烂。国家主席刘少奇和许多县长分享了共同的、也是可悲的命运。他们在革命之初都经历了暴力的洗礼，手中的权力被剥夺，转移到形形色色、数以千万计的造反组织手中。王洪文是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领导造反的工人打倒了上海的领导人，宣布接管权力，这一举动并不出奇，至多只是全国范围的一个缩影，但因为上海的特殊地位，并且因为另一个造反派张春桥创造性将上海市改名为上海公社，他们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似乎真的相信，革命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只要经历足够多的次数，就能够革出一个新世界来。不断革命的计划听上去和创世差不多，规划者就如同造物主——这符合革命领袖的自我期望。“四人帮”阐述、传播和实践了他的期望，因此被送上了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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