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性错误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投入本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全部取之于民、取之于区域内全体公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面前，全体公民为平等一份子

在满足学历、职业、纳税、投资等一系列比过去标准低得多的条件后，上海市浦东区允许居住证转办户籍。

尽管有媒体评论说，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四次户籍松动，但充其量也就是量变，与在一些城市实行的购房入户等户籍制度类似，充满了精明的算计，即能够满足既定标准者，量化其对予地方公共财政的贡献价值，远过于入籍后、他能够平等享有的市民待遇价值，允许其入籍，就是允许公共财政增加收入、防止公共财政收入源逃离。（千龙新闻网）

入不入籍其实也没什么，上海人、湖北人、四川人、山西人、新疆人、西藏人，统统都是中国籍公民，理论上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却不能这样说，在上海，或者在其它一些地方，能否享有较好的公共服务、公共保障，甚至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一些公共服务、公共保障，往往决定于是否拥有地方户籍，彼时中国户籍的含金量未必高得过一张“过期的船票”。

说户籍歧视、户籍二元化，其实就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歧视或二元化，结束了后者，前者便只具有像征意义，乃至自然消亡于是连象征意义也随同消亡掉。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无论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为在一体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的两大内涵，一则为全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承担各自的义务，亦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享受服务与保障；二则为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实现共同受益、起点公平，以强化保障功能、保持社会和谐。

由此决定了，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覆盖与财富二次分配的改革，其特点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增加投入、承担责任，实现不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无缝对接。例如浙江省嘉兴等地试行使居住证与社会保障、就业、居住、子女就读、计划生育等挂钩，让持证者享受一定的当地市民待遇和优惠政策，其思维理念、路径设计便值得期待。纵然也不是要在倾刻之间实行完全的一体化，至少，是力图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环节上实现一体化，实现全覆盖以及财富的二次分配以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这就是质变，循序渐进，未来的完全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可期。

上海模式的弊端，在于坚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标准就是不应该一体化，坚持歧视与二元化，通过量化改革，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标准的绝对人数增加了，或者还会继续增加，但基本面上的群体间待遇不公正没变，甚至被不断强化，不要指望这样能实现“所有愿意获得本地户籍的国民，都可以入籍”，因为其制度核心是入籍者为公共财政做贡献、防止能够为公共财政做大贡献者逃离，而不是为了公共财政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以逐步实现全保障、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不是为了更多地关注草根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之中的相当部分人，只能一直将歧视与二元化的枷锁顶下去，此为方向性错误，根本没有未来可期。

在不能立即实现完全一体化的前提下，先行给予部分对地方公共财政有大贡献者完全的市民待遇是可以的，但必须建立在已经开始、并正在不断大力推进的一体化改革的基础上，要咬定一体化改革的主方向不动摇，绝不能用精明算计取代共同受益的发展方向。

学嘉兴，不要学上海，不仅应成为道德要求，更应立法成为法律要求、制度要求，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一体化的两大内涵为全覆盖与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投入本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全部取之于民、取之于区域内全体公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面前，全体公民为平等一份子，“阿拉”不要太精明、不要太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