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戴悲剧说明中国的企业改革远未完成

2009年1月23日 体制受害者论，一味用心用力将所有人裹挟其中，直让人无从辩驳；趋势受害者论则荒唐的更多，无非是节奏踏错、赌注押错的另一种说法。笔者不明白，以机会主义观点为机会主义者开脱，会有什么实质的建设性意义？……

　　近期两件事颇为引人注目，先是在新加坡服刑1035天后的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刑满出狱回国，后有因违法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而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法人代表戴国芳刚刚取保候审。随着时间流逝，关于这两起案件如何产生、发展等技术性环节被太多局内局外人评头品足。但如果我们放宽观察视野，就会发现其实这两起事件的出现都绝非偶然，其间具有深刻的逻辑联系。
　　
　　笔者以为，两者较生动地说明了当前企业改革中所面临的某些时代性困局。

　　
　　不分所有制的机会主义心态
　　
　　中航油是标准的国企，江苏铁本是标准的民企，但两种类型的企业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犯了同样类型的错误——赌。赌性大发的陈久霖选择了卖出买权（Call，做多期权）并在做错方向后反复加仓，赌性大发的戴国芳则在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放大财务杠杆和项目规模。这当中恰隐含了中国企业改革迄今仍存的坚硬症结。
　　
　　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农村改革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主导权在中央政府，始终得以收放自如，并已经进入正轨。但在城市改革的核心——企业改革方面，却至今没有完整地解决既有的委托代理问题，更没有完整地实现改革之初定下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招致企业家当中弥漫机会主义作风。
　　
　　以中航油案例论，产权虽然清晰、权责虽然明确，但不可否认，政企依然未分——中航油具有行政壁垒所给予的特殊业务优惠，管理难言科学——中航油的激励规则是将盈利的10%奖励给经理人反而鼓励了冒险作风；以江苏铁本案例论，产权虽然清晰、管理尚属科学，但权责模糊、政企交织的问题却又非常突出。
　　
　　同时“一快遮百丑”的规制昭然。不分所有制，所有的经理人都在追求短期快速发展。陈久霖追求快速的盈利增长，希望得到丰厚合法的奖励回报；戴国芳追求快速的做大规模，“超宝钢，追浦项”，以实现个人所控制资产的快速膨胀。在快速成长过程中，绝少有人去注重日常管理和巩固细分优势，绝少有人乐于承认面对的市场有限以及可调用资源的有限。更不必谈对市场游戏规则的敬畏和对股东回报的尊重，再进一步，企业家们洋洋自得的是所谓的“择时”能耐，无非就是踏准了节奏、押对了赌注。
　　
　　这是弥漫我们整个社会的机会主义心态的反映。
　　
　　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在路上”
　　
　　有人尽可以用“成功有一百个父亲，但失败始终是无人认养的弃儿”来为失败者开脱，将具体案例中的失意者包装成体制或者趋势的受害者。体制受害者论，一味用心用力将所有人裹挟其中，直让人无从辩驳，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趋势受害者论则荒唐的更多，无非是节奏踏错、赌注押错的另一种说法。笔者不明白，以机会主义观点为机会主义者开脱，会有什么实质的建设性意义？
　　
　　必须搞清楚的是，我们要的现代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股份制不一定是，合伙制不一定不是。此前三十年，企业家们过度看重法条所规定的组织形式，却忽略了现代企业的信托制度本质。在公司制等形式化的包装下，我们虽然拥有了1400多家上市公司，却依然无法解决大小股东的利益协调问题；我们虽然将过去的“xx厂”改制成“xx公司”，却没有带来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的根本变化。
　　
　　事实上，现代企业与现代社会是完整对接的，在企业——社会的互动式演进中，企业法人制度、自负盈亏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以及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等一整套现代企业制度体系逐步搭建。每一项权利几乎都对应微观层面其他主体的同等尊重与权利确认。整个过程中，孰为主次、孰为表里，一望可知。
　　
　　如认同上述关于社会、企业制度相互联系的判断，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各层面（如产权保护、权责边界、政企关系、管理手段）就绝非仅靠企业家“锐意改革”或者依靠政府“大力支持”能够解决。要避免陈、谢的个人悲剧重演，无论国企、民企，都还有不少的具体制度变迁工作需要推进。
　　
　　时不我待。确而言之，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企业，就没有成功的现代经济，也就没有成功的现代公民社会，更谈不上成功的现代国家。而经济危机更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谨慎务实的态度或将更有助于新一轮中国企业改革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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