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别化的政策应对2009年千万人就业

2008年12月17日 未来两年，全国将每年净增新劳动力800万至1000万人，加上农村需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新毕业学生等，需要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且这种劳动力净增长的趋势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其中重点提及，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从笔者接触到的有关信息看，该报告至少从两个方面提示了此前社会舆论关注不多的潜在失业问题特点：
　　
　　其一是滞后性。虽然2008年中国城镇就业未受明显冲击，但2009年就业工作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从今年情况看，用人单位共在劳动市场招收474万人，同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者共490万人，每个新求职者其实只有0.97个岗位，缺口已然暴露，只是尚未扩大到引起社会阵痛的地步。

有必要提及的是，当前中国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的路径正日益清晰——从沿海到内地，从外向型企业到内需部门，从中小企业到大型国企……这一传导过程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可能耗时数月乃至经年。时滞使得目前主要的就业部门，如房地产、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反应稍显麻痹，可能过度高估其吸收新增劳动人口和容纳存量劳动人口能力的可能。
　　
　　其二是结构性。社会审视新增就业的难度，在传统上主要考察大学生初次就业率。据预测，明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将在今年599万人的基础上，新增50万人左右，将无疑问地对初次就业率的稳定构成压力。但与此同时，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经表现为全方位、多领域，只是各部门、各地区的受冲击程度存在差异。但就东南沿海情况看，目前已形成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状况。来自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消息表明，现在已有400万农民工提前返回家乡。经验表明，这部分经历过“城市化”洗礼的劳动力，对自身的职业生涯、生活方式已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由于内外部的种种原因，他们已经无法完全撤回原来的生活轨道。现时，这部分被大中城市“挤出”的劳动力正处于中小城镇和农村腹地的夹缝之中，处于令人忧虑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两难状态。
　　
　　上述两点特征或许说明了一个严酷事实，即中国下阶段面临的就业问题可能远较预计更复杂——滞后性令政策施力的力道和时点更难把握，结构型特征则可能因数重因素叠加而导致头绪纷繁。如此来看，未来就业问题实不易以简捷明快的政策手段，特别是以大规模投资乃至大建基础设施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
　　
　　此处所谓“叠加”的失业结构并非故意危言耸听。有数据显示，在“十一五”的余下两年，国内劳动供给总量不断放大的趋势还将继续保持。全国将每年净增新劳动力800万至1000万人，加上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城市下岗并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每年新毕业学生等，需要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且这种劳动力净增长的趋势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这些形形色色的劳动力，需要岗位各异、自身禀赋不同、职业预期分歧，对生活条件、福利水平的要求更可能千差万别。就业难题难就难在涉及利益主体众多，牵一发动全身。因此，主政者宜分外小心、谨慎对待。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宏观维稳三大诉求看，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的思路清晰。但如能补充进有关就业的内容则可能更为完美。作为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上周香港特区政府也公布了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核心诉求就是“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当然，香港特区自有其特殊的区域内特点，如城市人口比重大、金融服务业比重大、社会现代化水平高等。因此，其中较少涉及大陆所关切的结构调整与内需提振内容。而且，香港也好，澳门也好，乃至台湾也罢，皆有大陆的资源在必要时予以接济，实际面临的压力其实有限。
　　
　　但对于对上述地区负有责任的中国大陆而言，在关注增长问题之外，尤应对失业问题戒慎恐惧。当前，或许可考虑尽早在各区域、各领域发出必要警示，以提高对可能根本性阻碍内需增长、放大结构调整难度的就业问题的系统关注。
　　
　　笔者以为，从潜在失业问题的时滞性角度看，尽快诉诸行动，切实在热点区域加速增厚涉及失业保险、免费转岗培训等的社会安全网等，特别具有“未雨绸缪”意义；而从结构性角度看，特别有必要针对不同失业人群，施以足够差别化的就业辅导和支援措施，如此，应较目前过于“普适”的提供公益岗位、农民工本地就业等措施更为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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