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修订应名副其实

2008年10月15日 国家赔偿法向来有“侵权行为确认难、进入赔偿程序难、赔偿案件审理难”的“三难”之说，也被法学家称为“实施效果最差”的一部法律。一部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实施效果如是之差，绝非百姓之福……

　　在颁布14年后，被称为“国家不赔法”的《国家赔偿法》，终于要在本月修订了。该法的修订，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此前的14年间，不断有法学家呼吁对该法进行修订，以切实保障公民利益。此次修订，希望立法机关能够真正汲取各方意见，初步摒除该法实施过程中之弊病。
　　
　　国家赔偿法向来有“侵权行为确认难、进入赔偿程序难、赔偿案件审理难”的“三难”之说，也被法学家称为“实施效果最差”的一部法律。一部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实施效果如是之差，绝非百姓之福。

由于任何个体都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所以针对政府的索赔行为，几乎就是与虎谋皮。
　　
　　中国的老百姓，皇粮国税缴了2000多年，只见过政府的赏赐，没见过政府的赔偿。《国家赔偿法》颁布后的10年，北京市累计受理并判决的国家赔偿案件不过89件。即便用脚丫子想，也会觉得这个数字过小，与人们日常所见相差甚大，且与普通常识相悖。很多时候，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国家做了错事，那还有什么怨言？
　　
   “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建构出的形象颇好，政府被长期赋予完美无缺的外在光环。为了不影响这种形象，似乎国家赔偿案件越少，就能说明政府做的错事越少。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干脆一错再错。在此种简单地以政治正确为主要考量的思维影响下，加之争议双方地位的极度不平等，才有“三难”之说。

　　近年来，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国家赔偿案件日渐增多，也渐为普通民众所知，亦有国家赔偿案件见诸报端。比如讨论“一天自由值多少钱”这种话题。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工人史延生因“抢劫”被判死缓，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后被证明都是冤案。他们一家七口共被羁押5101天，仅获赔偿6000余元，一天的自由折价仅一元多钱。这看起来不啻天方夜谭。国家赔偿金以全国人均工资为基数计算，1994年到2008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GDP及国民收入均发生巨大变化，提高赔偿标准势在必行。
　　
　　其次，国家赔偿一经审定判赔，就表示政府认了错。按照错案追究制度，出错当然要追究执行人员的责任，于是就导致一些行政机关千方百计避免赔偿，因为担心承认错误。即便赔偿，也是秉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心态，尽量把对政府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所以此次修订，不仅要简化程序，做到公正公开，也要化解这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
　　
　　再次，与国家赔偿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要尽快制订。即以此次毒奶粉案为例，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使得公民权益受损，而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无行政不作为的相关条文。假如生产商赔到破产，如果还没有国家赔偿，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而言，显然是极度不能接受的。此类案件逐年增加，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国家赔偿机构，以杜绝公、检、法系统在赔偿中的推诿扯皮现象。
　　
　　最后，此次修订，应考虑增加精神赔偿。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他的意识和精神。一些非法拘押、刑讯逼供、程序不公正的执法行为，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长期心理阴影。以政府及法律名义进行的公开伤害，更是让当事人受到无法承受的社会及心理压力。1900年德国《民法典》在世界上率先确立了“非财产损害”(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如果确立精神赔偿，才能抚慰那些“不要钱，只要个说法”的人。
　　
　　说到底，一个开放而有自信的政府，会尽量避免出错，但也绝不会怕犯错。犯了错也绝不会推诿扯皮。从最简单的政治学观点视之，政府是人民选出来代行管理之责的权力机构，绝不是选出来伤害人民的机构。国家赔偿制度的真正施行，有助于有效约束政府部门的公权力，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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