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说法说每年各级党政机关公款吃喝就要消耗掉三千亿,而实际上我们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个数据是有一定夸大性的,是不准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政府接待的开支也确实是不小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拿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6月1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针对“公务接待”谈了这样的看法(6月20日中国政府网)。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拿出准确数字挺难”,其实是远比“公款吃喝三千亿夸大”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它表明,在“公款吃喝”这一问题上,目前即使是政府自身,也是不甚了然的。在数字上难以准确地反映、掌握它,当然也就更难以从源头上去有效地监控、制约它。与此同时,“拿出准确数字挺难”无形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样的事实:当前职务消费这样的政府信息之于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仍然是很有限的,甚至政府根本还没有做好这方面信息公开的准备。
当然,就“公款吃喝”泛滥的现实,仅仅具体地责备和要求于某一个部门、机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一局面的出现,并非哪个部门机关的一己之恶,而是整体性的制度欠缺使然。
比如,预算管理制度。纵观时下各地各级的政府预算,容易发现,在行政成本、职务消费方面,相关的数据总是极为笼统粗略的,公务接待名义下的公款吃喝,并没有成为一个单独且清晰具体、“看得见”的预算项目,被精确地编制、审核(类似的公车、公费旅游等职务消费,其实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相应的监督、制约,自然无从谈起。
再如公共财政制度。众所周知,目前我们的政府财政,事实上存在好几张“皮”,公共程度相对较高的预算内收支仅仅是其中的一张,在这之外,还存在大量由“预算外”、“制度外”资金构成的、很大程度上属于“非公共化”的另几张“皮”,而在这些“皮”下包裹的正是难以计数的各种可以自收自支的“小金库”。这些小金库,由于高度的部门化、利益化,不仅完全游离于来自人大的公共监督之外,甚至往往也不在政府自身的监督之内。而如此一来,公款吃喝又怎能不泛滥,而“拿出准确数字”又如何不难?
所以,“公款吃喝三千亿”是否夸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有能力从制度上把这个数字搞清,使之不再“挺难”,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确保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行政成本、职务消费,彻底公开化、透明化,将其充分纳入到制度化了的全面公共监督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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