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彭宇案神秘化加剧司法信任危机

　　“好人难做”的叹息不仅没有得到消弭，反而愈发沉重；司法所具有的塑造、引领社会价值的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彰显，反而助长了社会道德感和司法信心的弱化。“彭宇案”二审神秘化的恶劣后果，莫过于此。

　　南京“彭宇案”在无声无息中结案。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日前表示，法院二审时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案件以和解撤诉而结案，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至于和解的具体内容，公丕祥表示，由于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不能透露。(《成都商报》3月16日)

　　首先必须说，“彭宇案”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根据这一条款，我们的疑问是，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诚然不假，但试问法院在调解之前，案件“事实清楚”吗？法院“分清是非”了吗？如果没有，那就违反了民事调解制度的“真实性原则”，是经不起法理推敲的。

　　在审理的方式值得商榷之外，“彭宇案”具体审理结果的秘而不宣更是让人一头雾水。司法上确实有一系列的保密制度，但那都是极其特殊的情况，比如涉及国家、商业机密，以及公民隐私等等，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怎谈得上保密？即使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希望与法院达成“保密契约”，法院也不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比如世界各国司法均认可的“公共利益例外”原则。显然，以“彭宇案”之影响力，它已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司法事件，更是一起公共事件，涉及全社会的道德取向和司法的公信力，二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置公共舆论的信任、等待、呼吁于不顾，泰然自若地三缄其口。

　　可以说，从“彭宇案”浮出水面的那天起，到底“谁在撒谎”就不是舆论关注的主流，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一审法院怎么能这么判案？“从常理分析”、“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等措辞充斥了判决书，似是而非的推断取代了法律的逻辑，“谁主张谁举证”、“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被轻易置弃——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司法错缪，才助推“彭宇案”成了众所瞩目的大事件。

　　因此，一个负责任的、秉持专业立场的二审法院，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对一审进行纠偏，对这一案件本身作出能让人心悦诚服的“定分止争”；它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凭借二审判决重塑人们对司法的信仰。如果有这样的出发点，二审法院对“彭宇案”的审理，从证据认定、审理过程、审理依据、审理结果，都应该是开放且透明的，以此显示法院公平、正义、专业的办案诚意和态度，最终挽回一审判决的负面影响。

　　但很遗憾，二审法院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彭宇案”陷入神秘化，仿佛“不足为人道”。我们看不到对事实的重新认定，甚至连具体审理结果都无从得知。“彭宇案”就这样悄然落幕，息事宁人的态度昭然若揭，而司法公信力却雪上加霜。至此，“好人难做”的叹息不仅没有得到消弭，反而愈发沉重；司法所具有的塑造、引领社会价值的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彰显，反而助长了社会道德感和司法信心的弱化。“彭宇案”二审神秘化的恶劣后果，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