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年底前清理完毕。尽管官方给出了理由，说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挣的是处理环境污染的钱，养猪并不划算云云；尽管给出一年缓冲期，而并不像许多县乡官府“逼农民致富”，说要农民改种什么，立马就逼农民砍青苗翻地。
然而，此举还是引起了舆论关注。虽有少量文章为东莞市府的做法辩护，比如说有“减排”死任务在前，东莞是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但主流观点是持强烈质疑态度的，其中就有直言“禁猪运动隐喻公共治理的软暴力”者。
本人无意参与具体的禁猪是非的辩论，我从中看到的是，人们对政府职能转型的热烈期待，即期待政府从管治型转向服务型，从自负专断的无限强权型，转向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至于“科学执政”我就不提了，我相信每个掌权者都会说自己的决策是“科学”的，并随时可以找出几打“专家”提供数据论证其决策的科学性，是“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的；而事实上，行政命令除了极少数是为假公济私、谋利益谋政绩，大多数通常也总是可以找到不少正当理由的，只是这个理由能否“压倒一切”的问题。)
行政强权是个老问题。它作为政策政令时，可能是“软暴力”；强制推行遇阻，它就立刻露出了硬暴力的真容，因为行政强权所倚仗的，并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而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这一点很多人早有领教：从“大跃进”时代的“强迫命令”(后来纠偏时反的“五风”之一)，不服从者轻则批斗、吊打，重则投狱，到不久前还普遍存在的“城管”掀摊砸物打人、“计生”强流时扣家属办“学习班”，征地拆迁中的“夜袭”，概莫能外。
这种行政强权在改革开放前虽有危害，但人们还可以忍受。作家高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名篇叫《陈奂生上城》，写出了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只要不是专门针对我的，就不算欺负我。也就是俗话说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比如，上边强迫我们江汉平原的农民种双季稻，那是给生产队干部下命令，社员们虽有腹诽，也不会出头抗争。如今，时代早变了，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写进了《宪法》，人们大多各自谋生，政府的决策往往会直接影响某个人的生计，用老办法管理社会，怎么还能叫人忍气吞声？所以，城市拆迁中有了所谓“钉子户”；禁行
电动车后了有相关行业协会的
维权，有电动车主起诉交警；有东南某市的市民为抵制重化工项目在市区上马可能造成的污染，而提出大声质疑……总之，随着私有经济和合法个人财产的大量出现，及民众权利和法治意识的觉醒，“刁民”(其实是不同于顺民的“公民”)大量出现了。
禁猪这事，还让人想到它与防核扩散之间的关联，我的意思不是说禁猪与防核扩散一样，是为了防止污染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为了公共安全。国际社会为什么要订立防止核扩散公约？美国为什么那样紧张伊朗造核武？主要理由是，掌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国家越少越好；尤其是不民主国家的决策不可预期，一旦掌权者喜怒无常，人类社会头上就悬了一柄随时可能造成毁灭性灾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禁猪与“防扩”二者的关联点，就是都涉及一个对未来可否预期的问题，即决策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决策不民主、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可预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个人和企业决定投资养猪业的时候，是要安身立命的，既考虑了实物与资金投入，也考虑了机会成本，希望有个较长远的发展前景；政府既然批准了他们开业，就不能说禁就禁，随意改变人家的预期。如果想制定涉及群众合法权益的公共政策，就必须经过公众辩论、民主协商的程序，让大家明白为何要这么做，“死也要死个明白”；如果损害了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作出补偿和符合人道的安排，而不能像从前用“服从大局”的大帽子“牺牲个人利益”。
“禁摩”、禁电动车，禁养猪是如此，整顿某个行业、关闭某些企业，改变城建规划、拆迁房屋，莫不如此。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与民众利益相关的决策都要学着讲民主、要依法行政，要给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这样的政府才有公信力，才无愧“人民政府”的称号。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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