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社会问题，追求社会进步，不当怕事的缩头乌龟，不做只求自了的“隐士”，这样的人有好多种。
一种如“80后”的代表作家韩寒，最近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他在博客上谈户口、交通等问题的动机时说，“作为一个公民，我认为我有权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可见，他的挺身发言是出于一个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另一种人如曾经的广州市人大代表杨承华。涉案十多亿的广州社保金被挪用案，最近终于开审，媒体想起了当年履行代表职责对此事“穷追猛打”的水族医生杨承华。别的人大代表在讨论时见了市长不敢讲话，他却不惧出头提意见；对“顶头上司”市卫生局的领导回答代表询问时“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不满于被“当小孩耍”，高声打断说“局长扯得太远了！”虽然他的“气势”远远比不上台湾“议员”李敖对官员的质询，但在我们这旮旯已属难得。他的想法很朴实：“好歹不能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我无权无钱，本来就是最底层的，还能把我怎么么样？”本文不能分析他的底气何在，只想展示他的“本色”。有“代表身份”而出头，这可算是半官（方）半民的类型吧。
做官而真敢于出头任事的人，如今还真的不是很多。别看有些官员似乎魄力挺大，开口闭口就“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事我负责”，其实不过是弄权逞威搞独裁，他知道自己用不着负什么责。这种官多半是“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贪赃枉法之辈。
在普选、问责等相关制度还很不健全的当下，如何激励大权在握的官员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改革》今年第11期的封面专题文章中，读到陕西省黄陵县法院院长雷钧“谈改革动机和设想”的大实话——“我就想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名字”，我很感动，不禁要为之叫好。看雷钧对现行审判制度五大弊端及其渊源的分析，看他采取的改革措施，可以知道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妄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原文去读。
本文只要说，在中国，尤其是在当下，官员建功立业而留名青史的欲望，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
中国人大多数本来就缺少虔诚的宗教信仰，“上天堂”、“下地狱”其实不构成正反两方面的人生激励。从前，中国人信奉的主要是“史官文化”。官员士子中仁者智者想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枭雄想的是，纵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孔夫子讲，尧舜禹三代之下的人惟恐不好名（不在乎后人的评价）；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老百姓也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讲光宗耀祖。一个人没有荣誉感，实在是很可怕的事，俗话就叫“不要脸”、“混混”——即便一时位高权重，威风八面，也不过是个“大混混”。
红尘滚滚皆是追名逐利客当然也不好。佛老的清静无为与此“相反相成”。但一个社会要进步，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在全球化时代，进取精神无疑更需要提倡。
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讲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讲集体主义，讲无私奉献，反对英雄史观和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也不否定领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历史的进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华盛顿，掌权者个人的气质对国家与民族的走向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就在一念之间。
掌权者求名，如果求的是“流芳百世”（对于节奏真如风云变幻的现代人来说，百世太长，退而求百年之名吧），比如雷钧所说的留名中国法制史，那是不会成为社会祸害的。现在一些官员，他们搞政绩工程，甚至造假骗取名声，根本就经不起时间检验。不要说“政声人去后”，他们在台上时人们就在台下窃窃非议了。
掌权者要留美名于青史，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政绩经得起较长时段的检验；二是经得起民心的检验，不然会被民间记忆所抵销；三是建树要重大，有路标意义。
这三条对于掌权者来说，既难又不难，有权总是比较容易施展抱负。更不用说，掌权者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大展鸿图建功名，是完成社会变革成本最小的。
所以，让我们呼唤更多更有权的官员具有雷钧这样的功名进取心，为中国的进步建不世之功业。
(责任编辑：liujing)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