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道歉制度的“第22条军规”

　　据《人民日报》昨日报道：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显然，“政府部门失职要向市民道歉”在深圳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度化”了。这样做的出发点当然不坏。问题在于，道歉更多只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承担责任方式。事实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道歉制度”恐怕也要算深圳首创，一般国家都只有“问责制度”而没有“道歉制度”，尽管国外不乏官员道歉的新闻，但那主要是出于官员职业道德的自觉意识，而不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要求。

　　首先，道歉不需要成为制度。道歉是一种出于道德内疚的请求原谅行为，它本身就应该是自觉的，根本不需要以制度的方式来强行约束。其次，道歉不应该成为制度。因为道歉应该是真诚的，而以制度的方式强行要求，则道歉行为本身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被迫的道歉对于民众而言毫无意义，民众也不会接受，那么官员道歉便形同走过场，能有什么意义?

　　不难看出，官员道歉制度面临着“第22条军规”式的尴尬:一方面，《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实施检讨及道歉，应当主动、及时和真诚”;另一方面，如果真是“主动、及时和真诚”的道歉，就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更不需要以制度的方式来强行约束。

　　在“道歉制度”下，官员道歉很难会被公众认为是真诚的，因为公众会很自然地将其理解为官员迫于制度约束的被动行为。“道歉制度”让道歉行为变了味，让道歉的价值直线贬值。反过来，官员道歉时也将丧失起码的耻辱感和愧疚感，乃至沦为一种自我豁免责任的方式——长此以往，在“道歉制度”下，道歉也将成为一种特权。

　　因为有“道歉制度”，官员道歉很多但不真诚;因为没有“道歉制度”，官员道歉不多但相对真诚——两者之中，如果让公众选择，肯定会选择后者。原因在于，公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官员道歉的行为本身，而是这一行为背后所附带的情感价值以及改过价值。因此，有些东西是注定不能上升为制度的，道歉正是其中一种。

　　在我看来，针对政府部门的失职行为，应该把道歉行为交给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把责任追究交给严格的法律制度——道歉归个人，问责归制度。具有实质意义的道歉，从来都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官员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还没有达到“主动、及时和真诚”地道歉的程度，那么通过制度约束来“揠苗助长”也无济于事。相反，只要严格的问责制度真正建立，那么官员权责伦理自然会慢慢形成，发自肺腑的官员道歉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