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道歉制度”毁了道歉

　　2005年10月以来，深圳市政府先后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今年6月11日，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将出台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公开道歉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和首长问责的执行力度。并且已经“草拟了一个初稿”（6月12日《南方日报》）。

　　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官员犯了决策错误或其他错误，在追究了其法律责任或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之后，当事人还应不应该向社会和公众道歉？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应该道歉，却并不意味着道歉就必须成为一项正式制度，为什么呢？

　　什么叫道歉？道歉就是指犯错误的行为人通过向受害人承认错误、表达内疚、请求原谅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弥补受害人心理上的创伤。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才能够让受害人明白犯错误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正因此而受到自己良心的折磨，今后他绝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但道歉一旦成为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它也就不再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了。因为公众无法判断这些失职渎职的官员在向他们道歉时，究竟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还是仅仅是在按照制度的要求行礼如仪，走走过场？更糟糕的是，在有了这项制度之后，即便是那些真正感到内疚的官员在向社会和公众表示道歉时，公众也会认为，他是在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履行一道官场程序，因为无法确认他的诚意，因此也就很难对他表示原谅。

　　所以“道歉制度”的设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亲民”，但除了毁掉道歉作为修复官员和民众之间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使之成为一篇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犯错误的官员对社会和公众进行道歉，还是必要的。如何才能让犯错官员发自内心地对社会和公众表示歉意呢？在我看来，有关方面与其煞费苦心地制定费力不讨好的道歉制度，还不如在这两个方面多做点文章：

　　一是把人大代表对官员的质询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并把质询的过程通过现代传媒进行直播。代表们凌厉而毫不留情的质询，最容易激发起那些犯错官员的良知和羞耻之心，使他们能够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真诚地向公众道歉；

　　二是允许本地媒体对犯错官员进行批评。中国是一个具有“耻感文化”传统的国家，公开的批评更容易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坚定改正错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