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我们对城里大量的打工农民，过去这十多年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我们要阻止，说大量的农民流动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后来有一些学者就提出，说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开明一些，今天的农民流动和以前的农民流动是不同的，今天的农民是解决了温饱以后，他们流动是为了发财，他们解决了温饱，他们求发财而流动，而以前的农民流动是为了糊口，他们在农村活不下去，他们死里求生，他们要流动。
这里我要说，这一种说法是比较同情农民的，主张对农民工要有善意的理解，不要认为农民流动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可是这种说法，有时候也会被反过来用。就曾经有人说，既然我们今天的农民流动不是没有饭吃而流动的，而是为了发财而流动，那么我们把他们赶回去，或者堵住不让他们流动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是死里求生，你堵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既然他们在家里就有吃有喝，温饱不成问题，他们跑出来只不过是为了发财，我们不让他们出来也是可以的。同样的一种判断，可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这里要说，这样的一种事实判断，究竟是不是合乎事实，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说今天的农民肯定比以前的农民日子要好过得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也不能绝对的讲，今天的农民都是饱而求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让他出来，他在农村的确是糊口有问题的，有一些地区他土地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是无地农民，甚至是所谓三无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保障的农民，你不能说现在的农民都是所谓的饱而求富的。
反过来说，你也不能说传统时代的农民都是死里求生的，其实传统时代的农民也和今天的农民一样，如果比较收益有差距，种田亏本，搞其他的收益更大，那么他们也会，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背本弃末，就是把土地撂了，出来干别的事，那么这也是造成流民的一个原因。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讲，即使在民国年间，当时遍及南北的逃荒者和流民中，也仍然是以有地农民为主的，而不是以佃户为主。
根据1931年到1933年对22个省离村农户的调查，在这些离村农户中，无田产的人只占17%，半自耕、半佃农占35%，完全的自耕农要占到29%，而地主，这里所讲的地主，是指不租种土地，而只是出租土地的这些人，当然这里讲的地主中，有一部分自己也是种地的，但是他也出租一部分的土地，可是他绝对不租种土地，这种人也要占到19%。在所有的这些人中，有地五亩或者更多的要占到3/5，特别有趣的是其中有1.8%的人，也就是说50个人中有一个，居然占地超过百亩，这些人也跑出来。
而且当时的统计表明，土地分散自耕农比较多的华北农村，农民的流出率明显高于土地集中、租佃率也更高的长江流域的农村，1925年华北农村农户的出走率达到5.49%，而江、浙、皖，南方那些比较富的，租佃率比较高的，租佃关系比较发达的那些地方，只有3.85%。到了三十年代，我们知道当时农民外流最多的省份是哪几个呢？就是甘肃、绥远、察哈尔和陕西，这四个省都是自耕农比较多的省，而当时农民外流比较少的省，是浙江、江西、江苏和四川，这四个省恰恰是租佃率比较高的省。
因此所谓流民，他不是无地农民，而是没法种地的农民，由于天灾，当然也由于官府的处理不当，传统专制时代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使得这些农民被迫造反，这些人造反就成了所谓的流寇，因为这些人老实说他们比较穷、比较弱势，所以他们无牵无挂，就象李自成、张献忠、王巢等，这些人都是在全国大范围内，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搞运动战，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这些人是流寇，当时的佃户一般来讲是不会参与这种反政府的民变，他们会有和田主的矛盾，我后面会讲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如果卷入反政府的斗争，你会看到在历史上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往往是地主带领佃户来造官家的反。这方面大家不用看多少专业的书，大家看看《水浒传》就会知道，《水浒传》中描写的场景，往往都是所谓的庄主带领一帮庄客在那里造反。什么叫庄主？那就是地主。什么是庄客？那就是佃户。都是庄主带领一帮庄客在那里造官家的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就是因为我前面讲到过的，在中国平民，包括自耕农和平民、地主，和当时政府的各种负担，各种征敛，皇粮国税，纳税当差都是这些人，这些人最容易和政府产生矛盾。一旦庄主和政府产生矛盾，往往首先可以利用的就是他所谓的庄客。那么这些人，他们往往在当地是有财产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到处流动，因此他们就成了占山为王的，设立各种土围子的，那么这些人就是所谓土寇。
当时的佃户和地主有没有矛盾呢？当然有。最近我们兴起了一股所谓文化保守主义风气，很多人在那里大讲儒家，大讲传统时代中国如何美妙，于是很多人就讲以前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关系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么坏，说以前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亲如一家的，说地主经常很关心佃户，逢年过节请佃户吃饭，佃户也很尊重地主，他们都打的火热等等。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的确乡村中是有一些这样的例子，但是老实说我们把过去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讲的你死我活，这可能有一点偏差，但是把他们讲的那么和谐，这恐怕也是有偏差的。
这里我要讲，不管是对立还是和谐，都应该要有一个参照系，因为世界上无矛盾的地方是没有的，完全和谐的地方和你死我活的地方都没有。和谐不和谐，只是相对而言，那么相对于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和比如欧洲领主农奴制条件下，主人和农奴的关系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在欧洲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不可能有，不仅是欧洲，就是我们中国除了汉族地区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那些地区，比如说维吾尔族、傣族、壮族，我们都知道这些地区是有领主、有农奴的，那么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不自由，领主是世世代代统治农奴的，农奴是不能离开领主的，领主也是不能解雇农奴的，这和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不一样。
包括欧洲中世纪也是一样，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和农民之间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说不好，就是不自由，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是累世相成的，谁也不能离开谁，农奴不能逃跑，你是地主家的人，你是对他有依附关系的，你没有自由的，领主也不能开除农奴，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从不好的角度来讲是不自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种关系比较容易形成一种，我们经常讲的温情脉脉的那样一种状态。因为你一辈子长期都在一起嘛，你这个关系显然不能闹的很僵的，但是中国的租佃关系不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租佃关系和领主农奴制关系最大的不同点，第一说的好他比较自由，地主和佃户是契约关系，双方都可以解除契约的，但是说不好，那就是这种关系很难，或者相对而言，温情脉脉的东西就不是很多，相对而言温情脉脉的东西比较少。我们经常说经济人理性，也就是说双方互相算计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大。那么这么一来，中国的主佃之间发生纠纷的几率远远超过西方的领主和他们农奴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所以我要说，所谓温情脉脉、亲如一家这种说法，主佃和谐论，恐怕也是不太对的，中国传统时代主佃纠纷是相当多的，至少比其他民族乡村中的，比如说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纠纷，比那种纠纷多得多。但是这种纠纷从历史上看，一般来讲他们都没有，也很难表现为佃户和官府的冲突。道理很简单，我前面说了，佃户和官府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官府不向佃户征收什么东西，只有地主向他征收什么东西。纳粮当差那都是有土地人的事，佃户只是对主交租，佃户可能抗租，但是不会抗粮也不会抗差。
那么为什么佃户和地主发生矛盾，他就要造朝廷的反呢，这个农民活的不耐烦吗，他不知道朝廷很厉害吗？有一些人说了，那是因为只要地主和佃户发生矛盾，官府肯定站在地主一边来镇压他们，因此佃户和地主的矛盾势必就要升级为，据说是代表了地主的官府和佃户的矛盾。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没有代议制的条件下，我们凭什么认为传统时代的朝廷，它就必然代表地主的利益呢？它在主佃冲突中就必然只是站在地主一方呢？我觉得这的确是很难讲。
什么叫做代表啊？代表就是代理人，我为你争取利益，我为你争取利益我就是你的代表，那么我为什么会为你争取利益呢？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我委托了你，比如说在诉讼中，当事人委托一个懂法律的人，替他去争利益，那个人是一个律师，就是他的代理人，也就是他的代表。在近代的代议政中，有所谓阶级代表这种理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近代代议政治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我们进行一场选举，那么左派主要依靠穷人的选票，右派主要依靠富人的选票，比如说在西方各国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左派代表穷人，右派代表富人，这是可以说的，因为的确穷人委托了左派、富人委托了右派，但是在传统专制时代并没有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它凭什么就要去代表地主呢？
我们知道历代的皇帝，如果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他讲的都是好话，他从来没有说我代表地主，他从来说我是万民之父母，我们知道所谓的父母官，那是所谓万民的父母，从来不是说我只是地主阶级的父母，当然那只是说的好听了。实际上他想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想的是家天下，也就是说我的统治就是为了维护我一家人的利益，我绝对不会把所谓阶级的利益置于我一家之上的。假如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皇帝的权力既不来源于佃户的授权，也不来源于地主的授权，凭什么他会为地主着想呢？当然，同样，他也不会为佃户着想，他只能为自己的他一家人统治着想，在主佃冲突中，你能够设想他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吗？
正如当年黄宗羲所讲，说传统的王朝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是家天下，皇上主要考虑的是维护他一姓的统治，“于兆人万姓中，独私一人一姓”，他考虑的不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也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那么在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时，他不是为某一个利益集团着想，而是为自己的统治着想，那么他肯定就要在这种斗争中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对策。事实上中国历代朝廷对待民间主佃关系和主佃纠纷，总是从维护家天下出发，而是从维护主佃任何一方的利益出发，他们一般采取的都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个现象，佃变和民变不是同一种性质的社会事件，我们以前经常讲佃变越闹越大就会变成民变，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一场民变是由佃变发展而来的。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一场佃变，不断的扩大，成了一场民变。
我们知道陈胜、吴广，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就是民变，并不是因为和地主发生矛盾，然后官府帮了地主，他就要去造官府的反，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历史上可以说没有看到过一次由佃变发展为大规模民变的，通常我们讲农民起义，说比较低级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较高级的那就是改朝换代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可是我们在历史上真正看到的佃变，往往是连贪官都不反，相反他们经常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向朝廷控诉，要朝廷来为他们作主。
因此，这个佃变和民变在传统的中国，应该说都存在，但是这两种现象性质不一样。传统农村是经常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这一种社会危机，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的根源不是主佃关系，而是官民关系。其实传统中的佃农处境未见得像一些著述中那么绝望，但是同时自耕农的处境，也未见得像过去的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羡慕。通常我们知道，传统时代对于自耕农和佃户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佃户是要交租的，交的什么租呢？通常一种说法交的十五之租，也就是交一半，那么自耕农不要交租，他是要交朝廷的皇粮国税，交多少呢？通常我们说这是十一之税，也就是交10%。
这两个数字比起来，自耕农显然比佃户幸福，因为只交10%，而佃户要交一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两种交性质是不一样的，佃户如果不是权贵的佃户，而是一般平民地主的佃户的话，那么与他打交道的地主，本身也是老百姓，并不是官府，那么老百姓之间当然有贫富、强势弱势之别，真正发展到有权有势我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在平民、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这种租佃关系，你可以看到虽然租佃契约上写地租是多少，但是有一个实征率的问题，就是最后到底能够征到多少呢？往往这个实征率都不会是百分之百。根据现在的一些研究，明清时代平民、地主在契约中规定的地租额，最后实征率一般来讲只有百分之七八十。
相反，我们看看赋税。皇粮国税就不一样了，如果看档案我们就会知道，官府一般来讲你抗租，地主把你告到官府，官府经常不理的。但是如果你抗粮，那就不一样了，皇粮国税这个东西抗不得了，你抗就是犯了王法，你抗了官府就要把你抓起来。因此皇粮国税你不能拖欠，地租你是可以拖欠的，因为地租你是欠的老百姓的，当然也有恶霸地租、也有权贵，但是那是少数，大部分的地主还都是平民。但是如果你是欠的官府的，那你就很危险。
而我们知道传统时代一直有一个现象，中国赋税一个特征，就是前几年提到过的黄宗羲定律，各种各样的夹派特别多，正税并不多，但是夹派很多。因此赋税的实征率往往都超过百分之百，就是所谓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现象，虽然说名义的地租率要达到50%，名义的赋税率只有10%，但是往往50%是征不到的，而10%往往是大大超过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二者结果差不多，甚至前者反而重于后者，就是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情况。很多王朝到了末年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这样一种状况，就是产生中国传统时代社会危机的根源。
到了近代，我们说对于近代的土地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识，土地改革对于中国的确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地权的分配来判断，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讲一点，民国时期，我们都说国共的斗争主要是围绕打土豪分田地进行的，但是这个说法很难解释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国民党内的派别很多，有些派别土地改革的态度很激进，有些派别比较保守，其中国民党内对于土改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就是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在的CC系，但是CC系他并没有因为在土改问题上态度很激进，和共产党的观点比较接近，就比较亲共，我们知道CC系恰恰是国民党内极端反共的一个派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民国年间中国的政治斗争描绘为土地改革派为一方，反对土地改革派为另一方，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土地改革观点比较激进的CC系，会比国民党内其他派别更加反共。相反，当时中国在土改问题上最保守的、最不感兴趣的是什么派别呢？国民党当然在土改问题上要比共产党保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最保守的并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它的意识形态而言也是主张平均地权的，这是孙中山的理论。
当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不是一回事，基本上他是和平土改的理念，而且由于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影响，他往往是做的少、说的多。不管怎么样，但是他还总是说的，而中国当时最保守的，就是认为土改根本就是没有必要，传统农村很好，没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需要改的就是贪污、腐败等等这些东西，有这种观点的是当时的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派尤其是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他们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他们认为传统很不错，中国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是西化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些人当然他们对传统农村中的这些关系，评价是最高的，他们对于土改要比国民党还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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