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说耕者有其田，把土地交给农民绝对不行，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护土地，给了他们就会导致耕者失其田呢？印度殖民时代以后，土地的确是私有化的，拉美也是，而且我们也知道印度和拉美都有很多社会弊病，但是所谓小农私有、自由买卖、两极分化，这个说法却根本是子虚乌有，印度和拉美的弊病很多，但是这一种弊病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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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是最爱惜自己土地的人 |
以印度为例，1954年这个国家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是0.63，到了1961年就下降到了0.59，今天大概是0.5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是不断分散的。而拉美我们知道，前面讲到过墨西哥，在殖民地时代它的土地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基尼系数达到0.96，可以说几乎达到了极点，但是到了1960年就降为0.69，0.69也仍然是很不平均，仍然相当集中，但是比起过去，还是相对分散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没有搞激进土改的情况下，他们的土地分散过程很缓慢，因此也导致了批评，主要是来自左派的批评，印度和拉美也有左派，也有共产党，他们的左派都为农民呼吁，要求政府搞激进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是他们所讲的分给农民，指的是分给农民私有，而不是把土地收归官府，他们左派的这种批评只是针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不是针对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相反这些批评者恰恰是为农民的私有制而奋斗的。因此，要说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土地兼并的原因，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实际上不仅印度、拉美，不仅传统中国，我要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地方的土地集中是由初始平均的小私有者买卖导致的。如果它原来就很不平均，那么私有制下当然它不会很快平均，但是如果它原来是很平均的，就象我们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或者土改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土地，那么通过小私有者的自由买卖，就使土地集中起来，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古今中外，我们没有看到。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反的例子，很多人说小农私有制它的弊病，就在于妨碍兼并，而不是说促进兼并。比如以前很多人讲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了小农制度，这个小农制度据说是顽固延续，使得在法国很难搞英国式的圈地运动，因此有人说这是法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不如英国的一个原因，因此他们说小农私有制不好，妨碍了兼并。
我要说，这个指责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讨论，是不是妨碍兼并，你就应该指责呢？是不是你应该站在兼并者的立场上去讲话呢？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小农在法国顽强延续，并没有被兼并，并没有在自由买卖中土地集中起来，这是一个事实。其他一些国家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东欧有一个农业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在1920年出现了一个农民政府，当时是斯坦伯利斯基领导的农民联盟政府，在保加利亚执政。当时他也是搞了一场比较激进的平均地权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然是农民的私有制。
后来斯坦波利斯基被推翻，保加利亚从1920年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共产党在保加利亚掌权，保加利亚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现在又剧变了。可是，1945年共产党在保加利亚掌权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保加利亚的农民占有的土地仍然很平均，那是一个没有地主的地方，共产党也没有在保加利亚再搞土改，因为不需要，那个地方的土地还是很平均的。也就是说，1920年的时候，实现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一直到1945年保加利亚并没有产生什么土地集中。
实际上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实现了起点平等的小农私有制，此后又在宪政制度下保证了自由小农的地权不受专制权力干预的地方，虽然只要有土地买卖，肯定绝对平均的状况会被破坏的，因为只要你有买卖，肯定一些人就会把自己的地卖掉了，有一些人买进了更多的地，他就有了更多的地。这个平等的起点在市场的交易下，不可能永远的保持，但是地权集中的程度和速度都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地权集中和分散的趋势也是同时存在的。因此这些地方倒是有很多人在抱怨农民土地私有制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呢？不好不是说它引起了兼并，而是说它妨碍了兼并。
我们前面那位看到印度和拉美，就说不应该让农民拥有地权的朋友，实际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比如他谈到印度人很羡慕中国，印度连高速公路都很难修，你要用地就得向农民买，那很罗嗦，因此非常难办。这位朋友在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责怪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妨碍了兼并，而不是说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促进了兼并。
其实在很多会议上我们都听到这样的说法，老实说这个说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认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没有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土地私有制不利于农民，会使农民失去土地吗？还是说土地私有制太利于农民了，以至于使农民可以漫天要价呢？这恐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这里倒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也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的土地制度就是要方便我们征地，那么我们就不要把这个表述变成是说我们担心这个土地交给农民，会使农民反而更容易被兼并。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事实说，对小农私有制的批评历来有相反的两种理由，有的人指责小农私有制促进了兼并，有的人指责小农私有制妨碍了兼并，如果不谈价值判断，而只谈事实判断而言，那么显然后者更有根据。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部门，之所以反对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实际的理由，也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讲，就是在小农私有制条件下，国家和农民打交道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我觉得铁的事实表明，在包括印度、拉美和传统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导致地权集中的主要因素都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而不是小私有制自由买卖。农民没有土地是不是就会造反，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农民为什么会没有土地呢？你不能说农民没有土地是因为他们原来有土地，所以他们自由买卖，就把它卖掉了，你不能这样讲。
以前我们把中国传统时代的土地制度演变，描绘为一个王朝循环，说王朝初年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到了王朝末年，土地太集中产生社会危机、农民战争了，这个说法我觉得恐怕是有问题，是得不到统计资料证明的。我们可以找到统计依据的各代，当然了，在历史学上古代的材料不是那么好找，我们不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所谓的地契统计，让我们去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是很少的一些数字。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中，情况都是相反，像北宋，北宋没有土地的统计，但是有课户的统计，所谓课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户。如果按照当时的统计，北宋初年户口中有41.7%是课户，也就是说无地农民占到40%多，到了北宋末年，就下降到32%，也就是说无地农民是逐渐减少的，从王朝初年到王朝末年是逐渐减少的。清代没有全国性的数字，但是有一些地区性的数字，我们看到江南苏州府有一个地方，康熙时期有土地册，根据这个土地册可以算出那个时候的土地相当集中，基尼系数达到0.8。而到清末民初，这个地区的指标已经下降到0.5左右，民国后期，这个指标继续下降，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讲过，无锡、常熟都是这样。
郭德宏教授曾经分析过，民国年间，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状况，我前面已经讲过，他认为地权在旧中国几十年间是趋于分散，不是趋于集中，而且如果只计封建性占有部分，这里我要讲所谓封建性占有部分，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地主把土地出租的那个部分，如果这个地主是不出租的，是自己种的，把这一部分的土地刨除。如果只计出租部分的话，那么这种分散趋势就更加明显。这是我们看到郭德宏先生书中描绘的两个曲线，也就是说地主土地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农民占有土地的比重越来越多，而农民和地主自耕的土地加在一起占的比重增加的更快，地主单纯用来出租的土地减少的也更快，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这样，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王朝末年会产生社会危机呢？王朝末年的社会危机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吗？农民没有土地他就要造反吗？农民有土地他就不会造反吗？这恐怕又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讲的是，如果你看看历史的发展你就会知道，在每到一个王朝，王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观，不是说很多农民没有土地、很多地主积极在兼并土地，不是的，很多地主积极在买地，那是在王朝初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王朝末年，社会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大量土地被抛荒，大量农民有地不耕，弃地出走。我这里要走，不是他们把土地卖掉，而是他们把土地抛荒了，自己跑掉。
在每个王朝末年产生社会危机的时候，一般来讲很少看到地主买地，很少看到所谓土地兼并的，因为那个时代，老实说没有人喜欢拥有大量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产生的一个现象，你想卖都没有人买。那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是所谓受田者与田为仇、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二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那个时候的农民想把土地送给人，都没有人要，大量的土地被抛荒，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农民负担太重，种地不划算，种地不能糊口，不是说当佃农不能糊口，当自耕农尤其不能糊口，因为国家的各种苛捐杂税加在一起，比地租还要高。这是我们国家每年王朝末年，快要出现农民战争时，经常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到的情况不是说农民没有地种，但是当时的农民，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农民没有地种，他为什么就不能去当佃农呢？宁可造反也绝不当佃农，只要我没有土地我就造反，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的人吗？显然农民造反不是因为没有土地，而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而活不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农民无法种地，而不是说他们无地可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农民的负担太重。而我们知道中国从宋以后，农民的负担就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中国从“两税法”以后，朝廷向农民征收的各种东西，主要是计亩而征的，也有人头税，但是比重不大。
既然是计亩而征，那么当然是征不到佃户的头上，只能征到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的头上，也就是说不是权贵，如果你是权贵你就可以规避，你是权贵你就有优免权、你就有特权，你是不纳税的。但是如果你不是权贵，你是老百姓，那么你按照土地的面积要纳税，这个税越到王朝末期，各种各样的夹带，大家知道传统时代我们中国一直有这样的毛病，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这种现象不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传统时代我们国家名义上的税并不高，但是各种各样的夹带特别多，这种夹带累计到一定程度，农民就没法种地了，农民就会大量的抛荒土地，跑到外面当流民。这个时候朝廷再去迫害一下他们，他们走投无路就要造反了。
因此传统社会末期的社会大危机，可以说和地主和佃农的矛盾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和农民，乃至平民，我这里讲的平民，包括平民、地主，和平民与官府的矛盾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有一个看法，传统时代中国的基本矛盾不是地主和佃户的矛盾，而是官府和平民的矛盾，或者说朝廷和平民的矛盾，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大规模农民战争那么多，而且这些农民一旦造反，他们往往不是冲着地主，而是冲着官府，甚至是冲着朝廷，就象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李逵说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动不动就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种现象是其他国家也很少有的，其他国家在地主和佃户很多的情况下，一般佃户和地主如果发生矛盾，佃户是不会提出要推翻朝廷那种愿望的。你可以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按照中国原来的制度，各种各样的农村负担主要是按土地来征收的，不是按照人头征收的，佃户他是不纳粮的，他只交租，自耕农和平民、地主才是纳粮的对象。如果佃户要抗议，他只能抗租，如果发生抗粮，那肯定是有土地的人，因为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粮可抗，我们国家皇粮国税在传统时代都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是有地不耕、弃地出走、把土地抛荒，没法在官府的压迫下，当然也包括天灾，我们国家的农民战争和天灾也有关系，有时候也不能都说都是官府，或者是统治者的罪过，自然灾害也是一个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农民种地所得不够缴纳这些负担，他们活不下去就要造反。造反他们提出的口号，往往就是冲着官府来的，“不纳粮、不当差”就是他们的诉求。
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我们没有看到一例不纳地租的诉求，他们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明末农民战争，有一句话“迎闯王、不纳粮”，这一句话一听就知道不是佃户的口号，那是自耕农的口号，因为佃户纳粮不纳粮与他们没有关系，如果是佃户应该说“迎闯王、不纳租”才对，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口号。
那个时候有一种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是所谓的官逼民反，历史上经常把它叫做民变。民变的直接原因有很多，历代的民变如果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朝廷滥用民力，比如秦末、元末、隋末，都是因为朝廷搞大工程，修长城、修阿房宫、修始皇陵，把农民抓去做苦力，搞的农民不堪重负，结果就造反了。或者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朝廷严厉的经济统治断绝了农民的生路，比如说当时的政府搞很多垄断，把茶垄断起来，把矿垄断起来，把凡是能够赚钱的东西都垄断起来，农民谋生的道路都被禁绝了，于是发生反垄断的农民起义，像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反对茶叶垄断，参加王小波起义的这些农民都是茶农，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把茶叶卖给私商，可以卖的比较高的价钱，但是后来宋朝要搞垄断，规定国家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把茶叶全部拿走，农民忍受不了就造反了。当然那个时候的政府茶叶收购，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保护价收购，是比市场价要低得多的。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政府经常搞各种各样的专卖，食盐专卖、酒专卖等等，很多农民起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大家都知道唐末的王巢、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私盐贩子，讲的简单一些，这些人是冲击当时食盐专卖的。由于朝廷的经济统治、经济管制，断绝了老百姓的生路而导致的变化。
第三种，就是由于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和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强迫这些人迁徙，或者强制阻止这些人迁徙，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比如说官府强制大量的移民，那些人不愿意迁移，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有可能是这些农民，本来他们是要移动的，他们本来就是大量的外出打工的，或者是要到一个地方开荒，然后官府禁止，和他们发生冲突。
那么构成流民的来源是什么呢？大规模民变通常都是和流民潮有关。但是流民潮是由什么人构成呢？我们以前都想当然的认为他肯定是由无地农民构成的，主要就是由佃户构成，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很多农民外流，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或者说他们没有责任田。过去也有这种情况，承重的负担、恶劣的吏治，乃至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这是导致流民潮的原因。另外，农业的比较收益下降使得农民弃农经商，或者去搞别的，比如开矿，比如下海做生意等等，也是造成流民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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