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一个没有终点的历史进程

　　明天，将有一场堪称“史上最大”的统一考试，在中国大陆各地同时开始，据称将有1000万考生，几乎同时进入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考点。为了竞争有限的教育机会，1000万人同时挥汗奋笔，堪称奇观。如果吉尼斯纪录设立相关项目，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年复一年地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

　　就在这一最新纪录诞生的同时，今年还是恢复高考30周年的“大庆”，几乎所有媒体都开辟专栏、专版、专题，对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性事件，做出各自不同的回忆、追思和总结。不同领域的名家、名人、明星，也被请出来进行诸如“高考改变命运”之类的追忆。3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弊端，也在这样的回顾中得到梳理和总结。

　　于是，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相遇，交织出一幅色彩斑斓、花样繁复的图景。一方面，是1000万考生和至少2000万家长，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力争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胜出；另一方面，则是随着高考形式的日益完善和成熟，却也同步地陷于僵化和霸道。一个为了公平、高效地遴选人才而设计的制度，却演化为通往高等教育的“独木桥”，且有愈来愈险峻、崎岖之势。同时，由于其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高度垄断性，高考也成为对上下游教育发展最具权威和影响的“指挥棒”，以致大有高考形式不变，整体教育改革便无从措手的态势。在一定意义上，从现行的高考制度及其发展趋向上，确实不难看出中国科举制度从公平高效，走向僵化陈腐的影子。越来越多的人对统一高考制度提出批评、质疑，其实毫不意外。

　　而且有趣的是，所有有资格、有能力对高考制度提出批评的人，几乎都是当年从统一高考这架“独木桥”上挤过来的获益者。与面对同一只杯子，乐观者看到“半满”，悲观者看到“半空”一样，赞同者会从上述现象中，看到现行教育制度遴选、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功，批评者却可能从中看出高考和在其指挥下的教育制度，对教育资源的绝对垄断和对多元教育模式及成才途径的扼杀。一方面，恢复高考30年以来的教育实践，培养了活跃在社会各界“台面”上的绝大多数英才，足以令现行教育体制为傲，但在另一方面，必然有许多具有潜力的人才，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能通过高考这一唯一通道，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行的高考制度、教育制度，就是以这样一种利弊参半，且利弊同样鲜明的形象，延续了30年之久，而且还将继续延续。

　　除少数各居一端的极端者之外，绝大多数人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都有深刻的认识，并可能做出同样激烈的批判。唯一的不同，在于以何种方式和速度，对现行高考制度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每年牵涉数百上千万人的命运的制度，任何改革，都不得不万分慎重且必然时刻面临公众的审视和质疑。应该承认，在统一高考之外设置的文艺、体育等特长加分制度，和允许部分学校试行的“自主招生”，都是试图改变统一高考日渐僵化局面的努力，但前者已经被迅速异化为考场之外的另外一场“战争”，且充满更多非智力也非素质的“潜规则”竞争，后者则从一开始就被指有暗箱操作、有违公平。于是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高考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的呼声，而另外的声音实际上是在要求高考继续沿着机械、僵化的方向走向极端，以维系至少还看得见的形式公平。

　　因此，高考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有既天翻地覆又能得到公众普遍支持认可的整体性方案，而只能是一个在公平与效率、公众心理与教育规律之间不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的渐变过程。譬如，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各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并逐步探索出一套与统一高考同样可以保证公平，并取信于公众的自主招生制度，或许就是这一改革进程最现实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