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须坚持四个原则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定：立即恢复高考。一晃，30年了。3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阶段迈向了大众化阶段，于是高考的功能和意义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高考的存废、改革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高考制度改革，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为高考制度本身，不仅承担着一定的选拔、教育功能，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功能，高考改革的任何一点变化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

　　首先，高考改革必须坚持刚性的公平竞争原则。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就是因为废除高考之后，“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人为变成了“领导批准”的四字方针，成了社会身份的附属特权。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无论高考怎么改革，刚性的公平竞争是它必须坚持的原则。追求公平竞争也是高考改革30年来的追求。考题设计从死记硬背到能力立意，从一次高考向多次高考探索，从学费并轨到“绝不能让任何一个被大学录取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的承诺，从最初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到“阳光招生”，再到后来自主招生杜绝“条子生”，保送生、特长生也必须参加统一的高考，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高考竞争的刚性公平。

　　其次，高考改革应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为什么要废除高考？就是因为“拍脑袋”的决策，文革委员会想当然说“估计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正是这一“估计”，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最重大的决策失误。反思历史，今天的高考制度改革切忌想当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

　　因为高考制度具有多元属性，对它的改革必须审慎。这几年，一些地方相继进行了一些高考改革的试验，但多喜欢晃来晃去，十分不严肃，如一会记“原始分”，一会又记“标准分”，今年实行“3＋2”的考试方式，明年又实行“3＋X”的考试科目。一些地方出于良好愿望，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强，如有的地方把体育列入高考必考科目，但沉重的学业负担下，学子们都去买兴奋剂了。又如有的地方把品德情况列入高考，但苦于无法衡量，成了一句空话。这样没有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改革是要不得的。

　　实际上，这几年高考改革争论，争论者大多为专家、领导，却不见基层教师、家长和学生。这说明高考改革参与主体还不够，意见收集的还不充分，专家和官员们应该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走出书房，走出办公室，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听取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设计高考改革方案，去进行高考改革。

　　第三，高考改革应该坚持普适性的原则。恢复高考后考什么？如果你现在去翻看1977年的全国高考试卷，你会惊讶当时的题目真简单。就是那么简单的题目，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却是大多数名落孙山。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时代去。在1977年8月5日，邓小平亲自主持的“神仙会”上，有代表说文革的十六字方针导致“走后门”不正之风泛滥，“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盛行，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应该从严命题，至少要恢复废除高考前的水平。这一观点受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众多代表的质疑，最后邓小平说，高考命题要考虑十年浩劫的影响，考试内容要坚持普适性原则，题目可以简单一点，过去荒废的学业可以在大学重新补起来。

　　所谓普适性，简而言之，就是普遍适用性。对于高考来说，就是考试的时间、方式，特别是内容，要让绝大多数考生能够较好地适应。如过去高考一直放在7月，但不少地区由于天气太热，影响学生正常水平的发挥，被人们称为“黑色的七月”，现在改到6月，就是为广大考生着想，见识了普适性原则。如今，有人建议中国的高考，应该学习GRE，实行机考。这种建议，看似创新，但现实中我国许多贫困地区的考生，可能到高三还没有真正接触过电脑，可能连一些起码的操作都还有问题，这就不具有普适性。在高考内容方面，今年的北京高考考试说明中，在“文综”的政治学科增加“信用工具”和“股票”等内容，这就是过分考虑社会热点，刻意求新，不具有普适性，因为真正了解股票，懂得炒股的高三学生还是少数。

　　高考改革在内容上尤其要坚持普适性的原则，因为这是确保教育公平的一种手段。如果内容不具有普适性，就只能迎合一部分人的需求，而让大多数人感到茫然，高考就失去了选拔考试的意义，因为不具有普适性的选拔考试，只能选拔一些偏才、怪才，就像各科的奥林匹克比赛考试一样，不适合大多数人。高考内容必须坚持普适性的原则，也是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还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很大，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差别很大，就连同一个城市内，不同学校的差别也很大，在这种现实下，坚持高考内容的普适性，一定要在基础内容和社会现实内容之间取得平衡，要在书本知识与素质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高考改革应该坚持谨慎论证、大胆实验的原则。高考是怎样恢复的？邓小平先后多次召开务实会和务虚会，了解情况，在论证充分之后，坚持真理，抛开“两个凡是”，果断地作出了决策，1977年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印刷考生试卷。邓小平当年的做法，在今天的高考改革中，依然有学习和借鉴的必要。

　　教育的历史就是实验的历史，我们应该对教育实验持宽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教育实验是教育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每一次教育改革，实际上都是一次教育实验，整个社会没有必要对一些教育领域的试探太过警惕。陶行之、晏阳初等，就是因实验成为了一代教育名家。高考改革，只要做好了前期的调研和论证，我们不必急着进行“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应该进行大胆实验，在试验中进行总结和修正。

　　今天，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和高考相关的问题，如高考移民问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问题、特长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必须靠我们去探索。实际上，恢复高考30年的风雨历程中，扩招、春季高考、签署诚信承诺书、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网上阅卷、网上录取、面试直录等等，都属于教育实验的范畴。高考制度，还面临着一系列改革的问题，谨慎论证、大胆实验，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高考虽然在形式上也只是一种考试，但它承担的社会功能很多。减轻高考的社会功能负载是大势所趋，但必须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步到位。 30年了，很多人又开始犯“历史健忘症”了，忘记了废除高考的伤痛。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是必然趋势，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高考就是制度性保障之一，目前还不能废。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高考有重重弊端，应该进行大胆的改革。恢复高考的历史告诉我们，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要改革的，一定要改，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