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法律捍卫的不独是中华英杰

　　近段时间，媒体关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个“红色经典”引发的争论连篇累牍，而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等相干单位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提起的讼诉也已经被法院正式受理，并“估计会在五一长假后开庭”。

　　而在此时又被媒体作为后续报道爆出的“董存瑞战友建议制定《中华英杰保护法》”新闻在笔者看来却带有了一种对于所谓“法律万能”的群体迷信。与《惩治汉奸言论法》风波一样，当事人所刻意忽视的是：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对于某些领域的关涉力量甚至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鞭长莫及。对于某种特定言论的法律保护即是对其他言论的自由表达权利毫无疑问地侵犯，而最终伤害的也会包括被保护者本身。

　　在董存瑞的战友们看来，“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旦再发生在新闻、艺术、文学、影视等作品中出现对中华英雄的侮辱、诽谤、歪曲、否定、诋毁时，人们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和恶搞者对话。”仿佛只要立法机关通过了这么一部英杰保护法，就会让现下所有对于经典英雄人物的颠覆与亵渎在顷刻间理屈词穷甚至灰飞烟灭。

　　这样的场景让笔者联想到自己近期正在重温的历史剧集《走向共和》中的一个片断：共和元勋张振武将军被害后，众多革命军人涌至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身边强烈要求颁发免死金牌，此时这位“最起码还是翻着《临时约法》找权力”的袁大总统回头一句话，尽管做作但还算掷地铿锵：“尊重法律，才是最好的免死牌！”…诚哉斯言！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特殊保护与关照都无法比拟尊重法律的精神这一最高原则。宪法对于表达自由的最大保护就在于让每一种言论都有它存在和表达的权利和空间，在此之外无需再为任何一种观点另加保护，而表达自由的精神要义更是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少数人与少数观点的言说自由。

　　作为辩论靶子的反方观点在众多媒体对原告方陈述“全文刊登”、“竞相播出或转载”甚至“刊发评论给予支持”之下销声匿迹，加上《中华英杰保护法》的立法提议与联名向有关部门递交“请严肃处理媒体颠覆董存瑞事件”书，在司法救济之外的如此路径选择，更让笔者有充分的理由判断在这起诉讼中处于弱势的究竟是谁。

　　具体个案的孰是孰非自有法院的审理在后，而在笔者看来，对于高大全式“红色经典”的还原性解构、对于被人为拔高的历史崇高适当地消解，在一个法治架构完备、公民意识健全的社会本身谈不上是恶搞甚至侮辱、诽谤的。毕竟我们都是接受同样的历史熏陶长大的一代人，我们有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崇高与否、真实与否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存瑞是否真如艺术作品中表现的那般高大？是否允许英雄人物走下神坛袒露过去所不可能表现的人性化的一面？我们是选择相信“一个执拗而为艺术执著”的老人其实也是亲历的事件陈述，还是选择相信“在董存瑞牺牲几个月后调入连队的宣传员”的义愤填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每一种言论都自由的表达，让受众自己去判断与辨别。没有谁是没有是非观念与基本辨别能力的小孩，健全的公民社会不需要思想保姆来为我们先行咀嚼和检验我们将要下咽的精神食粮。观点的自由撞击与博弈，在一个法治逐步健全的公民社会不应该成为问题。

　　立法保护中华英杰，笔者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进行下去的立法提案。但如果真要诉诸立法层面的制度救济，那么需要用法律来捍卫的就不独是中华英杰。在为特定群体或者观点颁发保护状与公民表达的自由权利之间，如果必须作出选择，那么我们宁愿选择后者，服膺正在建设中的法治中国对于每一个公民神圣表达权利的一体宪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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