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专门立法来与恶搞者对话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被某媒体说成“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而来的。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老战士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制定“中华英杰保护法”。他们认为：“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旦再发生在新闻、艺术、文学、影视等作品中出现对中华英雄的侮辱、诽谤、歪曲、否定、诋毁时，人们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和恶搞者对话。

　　这是又一例英雄人物被恶搞的案例，此前，在网上还发生过某教授称刘胡兰是被乡亲杀死的，雷锋被莫须有地安了一段初恋故事。这些案例无一不形成恶搞英雄三部曲，即：第一部，惊人之语一出，立即引起各路媒体和网络的热烈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群情激昂；第二部，被恶搞的英雄生前好友及家人出面反击，举出事先已被多次证明的种种例证来证明恶搞者的荒唐与无知；第三部，则是有关部门出面调查并发辟谣声明，甚至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其实本来还有第四部曲的，即所有的恶搞英雄事件，官司大多不了了之。除了某些报道和转载的媒体受到内部警告或批评之外，始作俑者，包括在博客上发布刘胡兰和雷锋初恋信息的北大副教授和影视大鳄们，毫发无损地在继续他们博取点击率和喝彩声的事业。这在三十年前或二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现象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恰恰说明了社会正在走向文明与进步。毕竟，我们的社会逐步开始接受不因言获罪的理念。

　　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在走向文明与进步过程中泥沙俱下的种种有一定负面效果、甚至不顺耳令人反感的言论呢？言论的自由表达，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并不只是让正确的言论表达，某些不一定正确的言论，也会被容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面对它呢？

　　像雷锋的战友那样，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英雄的英名，不啻是一个好方法。除此之外，像董存瑞的妹妹那样，公布有30多人作证的证词，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我们还应该冷静分析，为什么我们曾经的英雄，会成为恶搞的对象这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否真如某些网友和评论员所指的那样，是因为信仰的缺失或僵化的形式主义政治教育的失败？这些都有值得研究和讨论的价值。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冷静分析当前浮躁的社会空气之下，某些恶搞者的心态。他们也许只想哗众取宠地叫几声，引起大家注意。而选择英雄来恶搞本身，恰恰说明英雄们的巨大影响力。对于这样的恶搞者，最大的惩罚，莫过于给他一面镜子，以照出他的丑态，让他想要的热闹场面永远都不出现。

　　谣言和谎言止于智者！如果一个疯狂者跳出来狂叫地球是方的，我们不能滑稽到不顾基本的事实，而去劳神费力要拿证据去证明不是。同样，我们也不需要在相关名誉权等法律就能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去专门制定一个“反恶搞英雄法”来与那些恶搞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