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单位罚款任务，今年2月，湖北省枣阳市熊集镇派出所民警喻彬竟伙同他人两次盗伐林木，然后将所盗伐木材交到派出所，当作没收的赃物出售。不料，喻彬为非作歹的事最终败露，近日，枣阳市熊集镇派出所原民警喻彬被襄樊高新区法院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罚款指标”完不成，竟亲自偷来凑，如此怪事大可载入《笑林广记》之类了。之前，我们看到，有地方的公安部门总以完成办案指标的多少作为考核一个部门（警察）的依据，这无形中造成了干警多“抓人”的冲动。抓人多，任务就完成得快，结果误导、引诱了一些干警想方设法甚至设圈套去“抓人”。近两年全国各地发生在公安部门的一些怪事莫不与此有关。曾经被全国媒体披露的“处女嫖娼案件”就是“办案指标”催生出来的“怪胎”。

　　不料，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现在一些民警面临高额的罚款指标，连和他人配合上演“指标戏”的耐心都没有了，竟然急到亲自去偷的地步，如此之“积极性”真乃令人可悲可叹，也让人看到了“办案指标”逼良为偷的危害性！我以为，各地公安机关为加快办案工作节奏，地区之间互相争先创优，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那种纯粹为了完成“指标”而行动，纯粹为了“创收”而执法的行为，显然，跟我们法治社会文明执法之诉求是格格不入的。

　　我国《人民警察法》明确指出警察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义务，而警察伙同他人盗伐林木来完成指标，这种“犯罪游戏”不但使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受损，还使法律蒙羞。笔者注意到，在“办案指标”、“罚款指标”出现之前，社会上就曾出现过类似不恰当、不科学的“指标”。比如，医院的医生“创收指标”、学校的“升学指标”等等。法学家指出，当一切以经济指标而不是实事求是衡量“成绩”，以数量而不是以质量来确定“政绩”时，这种“指标”就会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负作用，甚至是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危害社会的进步。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工作方法与考核措施，都应从实际出发，不科学的指标只会有碍于社会发展，就“办案指标”、“罚款指标”而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干警违法办案，这显然有悖于下达任务者的初衷。自然，如此调动基层干警工作的积极性，是一种危险可怕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办案指标”、“罚款指标”应当立即清除，倘不如此，就会继续扰乱公安办案的“操作程序”，不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执法成本，还会出现更多的“执法风险”。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