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的“性福”也是地区生产力
近日有位人大代表，将农民工性生活问题反映到了全国“两会”上。这名来自安徽代表团的农民工代表叫刘丽，曾是一名“洗脚妹”，对外来工生活很了解。她说，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临时小夫妻”。她建议政府通过保障房来解决农民工夫妻分居问题。
“临时夫妻”，按过去说法便是“露水夫妻”。一听这称谓，便知这不是公众所能认可的关系，而是因彼此生理需求走到一块儿的男女。由生理需求引发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早已突破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了，与不性福导致的强奸案件相比，“露水夫妻”已不算啥大问题。
外来工性生活问题，说起来也是个老话题。只不过这次提出话题的场合级别高，其建议也很正式。现如今，重视性生活，人们早已不再是私下言语。课堂上可以讲，“两会”上也可以说；专家时常讲，女同志也敢大方地谈。这说明，性生活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
确实，性生活是件大事。有多大？轻则破坏夫妻感情、家庭和谐；重则影响企业生产力，甚至社会和谐。刘丽代表就说了，农村人结婚早，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只能一人外出打工。长久分居，导致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既影响下一代教育，还使得两个家庭不得安宁。这些所说的，是比较轻的状况。
至于严重影响，咱们也容易分析。譬如，若听任此等不和谐现状发展下去，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若是千万个外来工家庭不和谐，很多企业的生产力会下降；“性福”得不到解决，难免还会影响社会治安。综合起来一琢磨，便会发现，整个地区的生产力都因外来工“性”问题而受影响。
所以，重视外来工“性福”生活，早该从呼吁转化到行动了。特别是在企业招工一年比一年难的背景下，将“性福”视为工人必不可少的福利，有助于企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性福”究竟该如何重视？很多人认为政府应为外来工大建保障房，人大代表刘丽也是这么认为的。理论上，这么设想没什么不对，但操作性不强。要知道，现在许多城市连当地户籍人口的保障房都还没解决好。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得由企业先行，政府给予扶助。
譬如东莞有家服装厂，在厂区为工人修建了800多间“夫妻房”，有配偶的职工可申请居住。此举大大提高了职工归属感，深受欢迎，可供广大企业借鉴。对于不够条件的企业，可以租用民房供有配偶职工居住，房租由企业与职工共担。而政府，则可考虑为符合条件的外来工发放租房补贴，或降低门槛，让外来工很方便地将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
办法总比困难多，鉴于“性福”事关地区发展与社会和谐，政府与企业务必尽早付诸行动。
别把农民工“临时夫妻”不当个事
为了解决妇孤男寡女精神上的孤寂、生理上的性饥渴，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在长期夫妻分居的情况下，“组建了打工潮下的临时小夫妻”。这个无论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的问题，被来自安徽代表团的农民工代表刘丽以文字材料的形式反映到全国两会上。
也许是北京遭受雾霾和沙尘轮番肆虐让代表委员对今年的环境问题格外关注，也许是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刘丽代表道出的这个饱含酸楚涉及广泛的现象，竟然没有带来“热点效应”，从各大主流媒体到公众发言，没有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显然有点“失常”。
刘丽代表指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涉及面到底有多大，谁也不好统计。但刘丽本身就是为数不多的农民工代表，能将这个问题端到全国两会，那就绝不会是个别现象。从人之本性来讲，“性饥渴”也是正常人的基本生理反应。可情况竟到了可以抛开道德伦理和家庭负罪感，用组成“临时夫妻”的形式来谋求生理解渴和相互照顾，有的甚至还得到家里妻子或丈夫的默许，这在我们这个现代文明飞速前进的国家，还是难以理喻。
“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像从前，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洁牌坊过一辈子。”刘丽代表在解释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时，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看似成立。自从新中国成立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以来，就派生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社会问题——夫妻两地分居。半个多世纪里，不知有多少国家干部、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与户籍关系而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夫妻身隔两地，长年对月遥望，那种难熬的精神孤寂与生理忍耐成为对他们为国家奉献的一种颂扬。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走出乡村，只身来到城市打拼。他们秉承着中国百姓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和传统道德的坚守，从不计较也没有人去考虑他们夫妻分居的巨大付出。但新一代农民工的观念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外出打工不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增添了开阔眼界、丰富精神、快乐生活等成分。要让他们在工作之余依然早早睡觉，默数星星，长时间独守空房、守身如玉，显然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格格不入。
但是，为追求生活的丰富就可以与别人的妻子（或丈夫）结为“临时夫妻”？这样的理由又是绝不可成立的。且不说从法律层面来衡量是明显的违法行径，单是在道德伦理上，就超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当代青年思想再解放，性观念再超前，感情上也承受不了自己的爱妻（爱夫）与别人同居一室，共枕一床。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最直接的就是很容易破坏原有家庭，影响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恐怕还会出人命。
刘丽代表提出的，归根到底是人们早已呼吁过的单身农民工生理需求的老问题；刘丽代表披露的农民工自己为解决“生理需求”的极致表现，则说明了这个老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采取过有效的措施。肯定地说，已成家的单身农民工与他人组成“临时家庭”肯定是错误的。可错误的板子不能光打在他们身上。尽管有些地方、有的企业考虑到农民工这方面的需求与痛苦，时常举办一些活动，采取一些办法以示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节日联欢及文艺活动对于正处于青春旺盛期的农民工来讲，起到的效果只会饥不可耐。于是，只好寻找他们自己认为能聊解“燃眉之急”的办法了。
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刘丽代表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二是政府出面承租居民空房，通过政府补贴返租给农民工。可在笔者看来，要真正解决农民工的夫妻两地分居，远非居有定所那么简单。从解决“近渴”来看，农民工理应享受城镇职工法定的假期及带薪休假；从“远水”来讲，则必须将农民工定居纳入到城镇化的整体规划之中。最重要一点，是各级政府和组织，要把涉及青年农民工最实际的精神、生理问题，真当成个事儿来抓起来。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将带来巨大忧患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0日（星期日）下午3时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农民工代表刘丽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长期分居致大量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这样的现象在她身边非常常见。
刘丽谈到，由于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夫妻之中往往只能有一个人外出打工，长期分居导致农民工中出现了临时夫妻现象。这一现象是随着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女性逐渐增多慢慢出现的，将会带来巨大忧患。
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女性逐渐增多，使农民工群体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农民工群体年龄普遍偏大且主要为男性，他们在那个年代思想也相对更加传统和保守，在外打工时对生活和情感上没有太多的想法和需求；而现在逐渐趋向年轻化的农民工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想法，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思想上开放许多，生活和情感上的需求愈加强烈。虽然结了婚，却要一个人在外奔波，生活条件差但是工作劳累压力也大，家里的妻子或者老公太遥远，无法体贴和体会自己。他们需要寻找感情的出口，这时候最能感同身受的便是农民工同胞。当组成临时小夫妻时，是他们最能找到安慰，找到家的感觉的时候。
但这样的临时小夫妻是违背法律、社会道德和家庭准则的。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农民工暂时的情感需求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婚外恋，会给两边的家庭造成危害，给社会带来巨大隐患。倘若临时夫妻最后破坏了两个家庭，本来经济薄弱的农村家庭赡养老人将更加困难，孩子的身心都会受到难以估量的伤害，他们的教育难以得到保障。现在农村的辍学率不降反升，少年犯罪越来越普遍，原因之一就是父母离异给孩子造成了伤害。
临时夫妻现象破坏家庭，伤害老人和孩子，持续的连锁反应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错不在农民工自己身上，在城市过着流浪生活的他们只是想有个家，但“临时小夫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麻烦。政府应该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提高警惕，或引导农民工返乡工作，或帮助解决他们的城市居住问题，早日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临时夫妻”的苦涩怎么消解
近日，安徽代表团的“洗脚妹代表”刘丽为农民工群体建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影响家庭和睦。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该建议也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 （3月11日《京华时报》）
任小康（四川公务员）：事实上，农民工夫妻分居问题，几年前就引起舆论的“间歇性”关注，卫生部去年还专门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
毋庸置疑，关注农民工的性权利，既要从户籍改革等宏观议题上破题，也需要在解决夫妻分居、落实“夫妻房”这些微观议题上进行制度努力。无论是郑州12名大学生通过打工挣钱，筹资为农民工夫妻提供“夫妻房”，还是刘丽在两会议事层面的“降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政府租赁空置房返租给农民工”的极力呼吁，无疑都是一种积极的示范。
梁江涛（江苏职员）：农民工的诉求在不断改变，从表象上看，“临时夫妻”是特殊群体的夫妻分居问题，而背后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变、认同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民生诉求。作为企业，不要等到了“用工荒”再打“温情牌”。近年来，常看到这样的招工广告：“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娱乐设施等配套服务”、“安排夫妻房”、“申请公租房”等等。不否认有企业说到做到，但真正能住上“夫妻房”的农民工仍是凤毛麟角。糖抹在鼻尖上的虚情承诺，不仅有损企业形象，更伤了农民工的心。
为农民工夫妻生活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不能靠政府与社会的“友情提醒”，需要企业的良知与社会责任。
陈广江（山东媒体人）：农民工的“性权利”，并非什么新鲜话题。早在2009年的广东两会上，“个性官员”张枫就建议关注农民工的性问题，呼吁纾缓在粤3000万农民工长期的“性饥荒”。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性的需求像吃饭穿衣一样，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保障农民工的“性需求”，既能体现人本关怀，也是“用工荒”语境下社会应做的工作。
解决“临时夫妻”的社会难题，当然要有治本之策。依我看，无妨从多方面着手：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夫妻房，降低农民工住房成本；鼓励企业实行农民工带薪探亲休假制度；尤其是农民工输出地要为农民工创造在家乡打工的机会……
代表履好职，不一定要提议案
代表们如果能对“一府两院”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审议预算报告管好百姓的“钱袋子”，即使不提出议案建议，会议也是高质量的。
3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已全部向大会报到。代表报到过程中，许多媒体记者采访代表时问得最多的就是代表准备了什么样的议案和建议。但笔者认为，未必每一位代表都要把履职的重点放在提出议案和建议上。
按照要求，提出议案和建议一般来说要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而不能泛泛而谈。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均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确认代表资格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每一位代表特别是新任代表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确实有些“要求过高”。因此，代表特别是新当选代表，即使没有准备好议案建议，也不必不好意思甚至自责，只要在会议期间依法履行职责就是称职的。
根据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主要行使立法、监督、选举和决定重大事项等权力。具体来说，可以优先考虑用好以下两种履职方式：
一是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期待代表们少些“完全赞同”等表态性发言和“本地区将怎么办”等实际与会议期间履职关系不大的发言，多些“政府应当怎么办”、“报告中这些内容应当修改”等实质性内容，还应当多些代表与“一府两院”负责人面对面的“切磋”。审议过程中，要善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正确的意见融会到发言中，而那些冗长而空洞的发言，尤其是未经认真调查研究的“雷语”，则要完全避免。
如果经过大会的审议后，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能够有效推动解决民众关切的重大问题，代表们即使不提出议案建议，会议也同样是高质量和圆满的。
二是认真审查预算草案。长期以来，许多人大代表由于各种原因，对预算审查不够重视。但是，高质量的预算审查，对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度，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期待本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能够在预算审查方面下更大的工夫，管好百姓的“钱袋子”，履行好这项职责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提出议案和建议。
节俭开“两会”应形成制度化
取消纸质材料，改进交通管理工作，抵京不再享鲜花迎接……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将按照简约、简朴原则安排各项会务，大兴勤俭节约之风、狠刹铺张浪费之风。据介绍，仅本届全国政协会议“无纸化”办公，即可节省会议支出约200万元。（据3月1日《京华时报》）
每年全国“两会”均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亦吸引到各国媒体的采访，从会议内容到细节、花絮等等，皆有看点。从报道看，今年全国“两会”呈现出许多与往年不同的地方，比如不封路、“无纸化”办公、没有鲜花红毯迎接、不组织宴请和大型联谊活动，不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品等。种种细节表明，这将是一次节俭的“两会”。
节俭开“两会”是响应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的精神，也是顺应民情的举措。事实上，之前地方两会均已释放出节俭信号，预示着节俭开会将是一个趋势，而全国“两会”的做法，更将节俭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要是能够将节俭开“两会”形成制度化，而非偶一为之，则就更是好上加好了。
在以往的全国“两会”期间，奢侈浪费的现象不胜枚举，诸如给代表发笔记本、住五星级酒店、豪华宴请、大型联谊会等等，不仅无益于提高会议质量，亦损害了全国“两会”的正面形象，受到民众的集体诟责。因此，节俭开“两会”既能节约开支，将不必要的费用花在刀刃上，又顺应民心，且符合节能环保的大趋势，理应形成制度化，从此延续下去。
对于公众来讲，节俭是一种精神和习惯，而对于政府来讲，节俭则是必备的制度和理念。节俭开“两会”确实值得表扬，但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无需过度阐释。而借此东风，将节俭开会形成制度化，并向全国推而广之，各地政府会议均按此执行，更值得公众期待。
开会就应该务实，不玩花架子，精简会议形式，减少表面文章，则可以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避免无谓的干扰。而且，开会需有成本核算规则和意识，“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自全国各地，所需耗费的交通费用、接待费用、安保费用均不小。比如以往的封路举措，不仅需要大量警力支持，还会堵塞交通，有扰民之嫌，加大了社会成本，而不封路之后，则会降低人力物力，减少对市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节俭开“两会”究竟可以节省多少费用？仅全国政协会议“无纸化”办公即可节约200万元，可想而知，以往在这方面耗费巨大，且造成纸张的大量浪费，不利于环保。而由此也可见一斑，节俭开“两会”确实能降低很多费用，当然具体情况，尚需在会议之后，做一个财务方面的总结。而全国“两会”的总体费用是多少，也可借此机会公诸于众，给公众交个底，免得钱花得不明不白。
把贪腐办了，再查幕后不迟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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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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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