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连日来，“两会”内外对合并后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机构名称议论多多。很多人希望可以简短一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昨日对外宣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拟对此作出修改，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3月13日新华社）

　　这样改名，确实改短了、简化了，读起来顺畅了。

　　这个新机构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每部电影的片头就会有它的批准放映文号。如果机构名称过长，人们看得累，念起来也累，所以很多人希望名称短一些。现在决定简化，有关部门从善如流，值得肯定。

　　事实上，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本来就是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后到底叫什么名称，还处在审议过程中，也就是可以讨论修改的。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起个更好的名称，何乐而不从之？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在是全国人大的权力所在。

　　政府新机构叫什么，带有一定的“技术”与“审美”色彩，出现多种方案很正常。这就像孩子出生，父母、爷爷奶奶都有腹案，体现了各自的趣味、愿望等。政府新机构拟叫“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好处是“准确完整”地表达新机构的职责，给人一目了然的印象。公众在网上拟了好多个名字，都各有各的理由，总的一条，是希望名称简短一点。此前，人们就常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为“广电总局”，现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名称，显然是吸收了民意的合理之处。

　　这次改名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开放性。全国人大是民意代表行使民主权力的场所，人大代表提议案，提意见，反映民意，属于宪法赋予的权力。听取民意改订政府新机构名称看起来是一桩“小事”，但说它是一种进步，并不为过。

来源： 新京报

　　备受关注的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这是1982年以来进行的第七次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和以往相比，本次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展现了政府改革的“二元维度”，充满了“变”与“待变”的辩证，既有当前要进行实操的具体机构改革方案，又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和重点。

　　“特立独行”的铁道部职能一分为三，解决典型的63年政企不分；食品安全监管新机构的产生，是对公众关注的民生诉求的及时回应——“入口的”东西不放心，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健康成长的阻力；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整合，剑指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重组海洋局，是统一海上执法力量、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统筹安排……这些改革方案解决了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必将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改革调整涉及到的机构，远远超出了“方案”中“国务院机构改革”所及内容；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中，围绕“三方面重点”优化职能配置所涉及的机构可能更广泛。其实，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正在于不是为了单纯的机构改革而改革。进行机构调整，提高政府效能，只是本次改革的缘起，其核心则是致力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永远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4年，经济实现了由计划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变化，文化也是实现了从单一到丰富、多元的飞跃。在这一系列变革之中，政府职能在调整着、政府机构也在变化着。按照中共十八大的精神，本次改革方案对政府职能转变作了一个方向上的规定：放在“五位一体”建设大局中谋划政府定位；处理好政府职能的边界——即政经、政企、政社、政事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职能整合，提高政府效能；职责法定，推进政府运行机制的法治化。

　　这些调整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也充分说明，本次方案不仅是致力于简单的机构整合，更致力于顶层制度的设计、政府整体职能的转变。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化、职能转变的推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必将带动更新一轮的机构调整，从而不断将政府改革引向深入。

　　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可以预期的是，具体的机构改革方案，将随着本次人大会议的落幕而“瓜熟蒂落”；但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成为政府的一项长期“功课”。

专栏策划： 搜狐评论

　　如果说两会是观察中国政治运行的窗口，那么“民主”无疑是这个窗口内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代表委员齐聚一堂，议国是、定国策，可以有“尖锐的批评”，也可以有“激烈的争论”，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正是在这种“议”甚至是“吵”中，我们看到民主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民主又岂止在两会？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有外国记者去灾区采访，看到板房中的受灾群众，用“坝坝会”、“板房夜话”的形式，讨论重建的问题，不由感叹中国的民主形式之丰富、民主实践之深入。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抵达彼岸的道路并非一途。这些年来，身边的点滴诠释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演进，亿万中国人深刻领会了什么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清醒认识到实现民主必须“走适合自己的路”。小到村民的议事会，大到庄严的全国两会，民主既是“宏大叙事”，也能“具体而微”。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建立在沟通、交流之上的有效协商，这是中国式民主的精髓所在。正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这一民主形式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3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强调，要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制度，拓宽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从“两会时间”里颇受关注的议案提案看，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转型时代，要在每个具体措施上达成共识，确有难度。你可以提“工薪阶层免征个税”，我也可以坚持“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意见有不同，认识有差距，利益有纷争，如何做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宝贵的一致？

　　在观点竞争中如何增进社会团结，是现代政治令人头痛的难题。近年来，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领域，既是基于他们对自身民主体系积弊的反思，也是因为更多人看到了协商之于民主的独特价值。正如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所言，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鼓励参与、尊重对话、重视讨论、提倡博弈、讲求妥协，协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浙江温岭乡村的民主恳谈会，被称为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巧妙落实基层民主，让民主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近10年来，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有近200次。无论“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广泛的交流、对话，带来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保证政策得以集众志，决定得以重民意，意见得以被倾听，中国的民主政治由此不断前行，成为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依傍。

　　好的政治没有捷径，不可能抄近道、玩速成、毕其功于一役。标签化的站队骂架、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对待问题的秒杀心态，不可能抵达民主殿堂。讨论带来理解，交流产生交融，协商推进共识，才是涵养民主土壤的最好手段。当人民网的两会热点调查引来125万网友参与，当奶粉限购、房产调控成为各抒己见的争议话题，我们尤其需要看到中国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说到底，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在每一种利益的协调、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中，慢慢培育出的政治价值。

　　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丰富的基层实践、可操作的规范路径，用好协商这把激发民主潜能的钥匙。这是公众对两会的期盼，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延伸阅读：

　　人民日报：两会多讲问题不是闹矛盾

　　别让改革患上疲劳症 要有实质性突破

来源： 搜狐评论 人民日报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说，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原则看，此次国务院进行大规模政府部门撤并的可能性不大。“此次改革应属微调，我估计将涉及3至4个部门，从而将国务院组成部门从27个减至23、24个左右，……大部制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指望一步到位”。（新华网3月1日）

　　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否需要撤并，大部制是否更有效，这个话题我这个小人物很外行，也就不说了。我这里想借题发挥一下，地方基层政府部门应该也很有必要考虑撤并的问题了。

　　我在鄙县政府网站搜索发现，本县的各个政府机构竟然有80多个所谓的县级政府机构。仅涉农部门就有农业局、粮食局、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等好几个，另外还有农资委之类。本地河道20多年前就不能行船了，却仍然保留着航运局，更离奇的是，一个远离大海数千里的地方，竟然还有一个海事局！而这并非孤例，我在别的地方政府网站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一种问题一个机构，要说够专业了，但作为基层公民，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基层政府机关解决问题的办法专业，倒是常常看到外行做法，甚至感到基层政府部门常常左支右绌。一个县里局级单位多达80多个，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但是，群众反映问题常常被踢皮球——唉，光一把手的局长就够组成好个足球队了——结果上访队伍把政府搞得焦头烂额。

　　既然这么多局级政府机构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那些功能重叠或交叉的恐怕正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部门之间不是互相扯皮就是互相掣肘，显然需要整合，而根本无事可做，纯粹虚设的部门完全应该裁撤。农业局、粮食局、畜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还有农业机械管理局，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局。文化局、文物局、广电局、知识产权局也该合并，教育局、体育局撮合一起也不妨，建设局、规划局、房管局合到一起也许办事更有效率。就鄙县的情况而言，航运局和海事局完全应该裁撤，要么归到水利局也说得通啊。如果基层政府像撤并农村中小学一样果断撤并县局级机构，恐怕有一半的局级机构都可以裁撤。

　　再说了，有这么多政府部门就得有那么多的“一把手”，麻烦的是，各个政府部门二把手三把手也都是一大堆。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么多部门究竟是办事的，还是养官僚吃财政的？而且有这么多官员就得有更多的“三公”消费，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上升，谁高兴？

　　不过，更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么多的政府部门都是怎样弄出来的？如果全都是符合规定设立的话，相关规定就有必要修正了。如果存在不符合规定随意增设政府部门的现象，难道不该追究一下责任吗？

　　或许，是不是考虑就政府机构设置予以立法限制呢？某类地区需要哪些机构，增设机构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以及各个机构职务安排等等，都应该有个规范。虽然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但形式上也不能太随意。也就是说，程序上不能随便突破，然后在此基础上优化政府机构的职能。

来源： 搜狐评论 四川在线

　　无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早在两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就传得沸沸扬扬，关注和猜测的热情比“人事安排”还高。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能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炉，动作不算大，也不算小，与人们的预期和猜测并无多少差别。

　　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这一次的改革：撤了几个部委，少了几个正部级机构，组建了什么新机构，谁成了“末任部长”，新机构设立后的人事安排，原机构的人员安置，谁家欢喜谁家愁，哪个部门的权力大了哪个权力小了，等等。这些信息，确实是新闻，也是公众急于想知道的。但这些都只是浅表层的新闻，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

　　比如公众关心的铁道部被撤销，某些职能机构并入交通部，并不是将原属于铁道部的权力转移给了交通部，形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部委，而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向市场放权。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并不是将两种权力相加形成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加1等于2或大于2，而可能是小于2。因为两个机构合并后，很多权力将放给社会。马凯也谈到一些部门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机构改革，很大程度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和“管得过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该管的”和“没管好”的。

　　还有其他职能机构的调整也是如此，都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可以想到，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政府要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国需要这样自我割肉和刮骨疗毒的改革勇气!

来源：中国青年报

　　5日下午，习近平在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同日下午，汪洋参加人大安徽代表团会议时也表示，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需要全体下决心，必须要坚定信心。

　　无论把改革比作啃硬骨头，还是比作割自己的肉，都表明中央领导层，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有着一致的共识。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相似，是一种直面问题的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决心。而割自己的肉，面临着由谁来操刀、刀有多快的问题。

　　改革如割肉，割谁的肉，汪洋说得很清楚，是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成的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汪洋举例说，污染落后产能淘汰不了，是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行政审批过多，是一些部门的利益问题。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如何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如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说它是硬骨头，说它是割自己的肉，是因为顶层决策者，不仅把准了影响中国全面发展的根本要脉，更意识到了这场改革，因为触动的是权力利益，必然会遇到阻碍，必然是一场啃硬骨头的攻坚战，是深水区的涉险滩。每一个权力的利益方，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剔骨之痛。

　　给自己动刀子，无异于刮骨疗毒。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体系、利益体系面临的一场集体阵痛。这些已经长出来的肉，在大多数人眼里，是被损害的那部分利益，是不好看的赘肉，是不健康的烂肉。而实现中国梦，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权力运行机制。唯有挥刀割肉，才能凝聚十三亿中国人的集体意志；才能不至于拖着一身的浮肉，充耳不闻民众的批评；才能使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会沦为空谈。

　　啃硬骨头、割自己的肉，这样直来直去的大白话，顺应了民众的呼声。但是，如同人们担心权力会不会乖乖自行钻进制度的笼子一样，人们也会担心权力会不会真心挥刀割自己的肉。对于执政的决策层来说，这确实是一道艰难的险滩，是摸着石头绕不过、避不开的险滩。而对于民众来说，却是执政者取信于民的一张答卷。它事关权力方的利益，会遇阻力；它事关执政党的威信，任重道远；它事关老百姓的信心，企盼所望。

　　如果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体现了中央领导层还政于民的改革决心，那么，啃硬骨头、割自己的肉，则体现了中央领导层还利于民的改革决心，是向权力利益的一场自我宣战。人们在中央领导层的改革决心中，看到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看到了公正公平的希望之光，看到了实干兴邦的复兴之路，因而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寄予了厚望。

　　之所以说是攻坚战、涉险滩，之所以说是啃硬骨头、割自己的肉，正是因为，这场改革，绝不是利益重新分配那么简单，而是将多年来权力形成的利益格局，用人民的意志来衡量是否公正，评判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因此，没有一场改革，像接下来的刮骨疗毒一样，考验执政者的勇气，比考验执政者的智慧，显得更加重要。包括十三亿中国人在内的举世目光，都在盯着这把改革的手术刀。

来源： 搜狐评论 钱江晚报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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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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