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评论：

　　铁道部拆了 别再产生新的“铁老大”

　　日本国有铁路改革99%没涨价的启示

　　实行铁路政企分开，食品药品监管不再“九龙治水”，整合加强卫生和计生、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合并、能源电力统一管理……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10日公之于众。

　　有人称之为“大部制”改革。是不是实现了高效简政的大部制，是不是实现了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需要在接下来的改革实践中检验。但对于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一个直接衡量其得失的标准，就是公众的认可度。

　　“人民满意，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10日对新华社记者这样表述。

　　专家的见解很明晰。人民满意，是改革成功或者正确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怎么讲呢？就是要看改革给百姓预设了哪些实惠，群众从“大部制”中是否切实得到福利。而这一切，不是来自统计部门的数字，而是来自百姓们的切身感受。

　　方案提出，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对这一方案，网络上支持者众。绝大多数人认为，改革无论对于铁路自身的发展，还是更好地满足运输和出行需求都十分有益。作为乘客，我们还期待更多利好。比如，铁路企业化后，票价不要涨，能降点更好；春运“一票难求”的局面能得到改观；铁路的服务质量能得到提高。

　　按说，铁路企业化运行以后，在外部压力下，尤其融资渠道拓展后，铁路内部竞争力将得到加强，铁路运行成本应该降低，老百姓将有望从中得到实惠。但是，我们也担心，改革带来的成本，过往的管理惯性，投资产生的债务，会不会转嫁到百姓身上？“铁老大”会不会变得唯利是图？

　　食品药品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过去，人们通常用“九龙治水”形容食品药品监管现状，由于管的部门太多，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该找谁。如今，方案将实现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这对于民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我们也期望，在解决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以后，制度建设要紧紧跟上，市场监管一刻不能松懈，百姓“不敢吃”的局面要迅速扭转。同时，权力大了，要做好内部的反腐败工作，以防百姓的“命根子”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中，丢失守卫的防线。

　　改革后，社会组织将得到壮大，这对于民众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会带来社会公益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一些社会组织成了政府公务人员退休、转岗后的谋职渠道。社会组织一旦变成“二政府”“影子部门”，民众不但继续办事难，而且还要承担有偿社会服务，社会负担加重。

　　好的顶层设计方案只意味成功了一半，如何更高效率的运作，民众能不能给高分，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如果说本次机构改革是适应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方案，还没有画句号，那么，深层次的见效还需假以时日，但百姓获利，是绝不能隔空喊话的。

来源：现代快报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昨天（28日）闭幕。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并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是人们所谓“大部制”改革方案。大部制改革，就是把行政权力“合并同类项”，按照市场发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规范权力的行使方式，收窄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和领域，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公权私用的寻租机会，还原政府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真正履行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承诺。

　　当然，谁都知道，大部制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是公众欢迎而既得利益者抵触和抵抗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难点更在于当下扭曲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公众对公权力制约不力的政治结构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性和约束性的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意味着权力掌有者的损益，并且是自我损益。这也正是以往涉及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改革常常困难重重、进退往复的主要原因。

　　如果从还原国家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的角度讲，大部制改革还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更不是给行政权力挪个地方、换块招牌。国家行政权力行使机构在数量上的减少，必须辅以在权力结构上的实质性改革，必须伴以对资源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的实质性改革，从而把一些机构垄断的权力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还给公民，把因垄断权力而生的“不当得利”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还给公民。

　　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权力属性及其结构方面的改革，那么，国家权力行使机构在数量上的增减就只是一种行政机构的变动，不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更与政治改革无涉。以往所谓“精简机构”，之所以机构越精简越膨胀，其原因盖在没有触及限制权力、约束权力这个根本。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其所处何地、招牌为甚，那还不是权力说了算的事？

　　如果要真正要限制权力、约束权力，那么，国家预、决算的审议和批准机关就应该为国家权力机构定制一条制式的腰带，紧紧勒住权力的“腰围”，而不能只为权力提供一条任由其“腰围”无限膨胀的松紧带。显然，大部制改革和精简机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限制住权力机构膨胀本能，就必须为权力机构制定刚性的预算。预算“硬”了，负责预、决算的机构“硬”了，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发生变革，大部制改革才能获得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部制改革，不是给权力挪个地方、换块招牌的所谓“精简机构”，而应该是对权力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开始，是对权力进行“瘦身”的“割肉”之举。显然，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就必须首先对权力进行“瘦身”。权力不“瘦身”，为其庞大身躯打造笼子的巨大成本，也必定使“关进笼子”的政治承诺落空。

　　这里所谓给权力“瘦身”，就是分拆垄断权力，剥离不当得利，增加权力的服务属性。为此，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言明了实行大部制所必须的权力改革范围，即“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依法行政”。

　　由此，“减少”、“下放”、“改革”是今后权力设置和运行的轨道。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光明网

　　2月26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舆论称，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将成为重要的热点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过。即便经历了“第一轮大部制改革”，缩减政府规模和提高政府效率的程度，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如何控制政府规模，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公众更寄希望于2013年全国两会，能有更大的动作。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国务院机构改革乃至大部制，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如何做好“减法”。用专家的话讲，“大部制改革”，不是部门越大越好，而是要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削减政府的权力，剥夺政府的部门利益，这才是最核心的。

　　多年的机构改革，为何没能阿取得理想的成效，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机构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行政体制内部，主要精力着眼于权力在政府机构中的重新调整，而非政府部门权力的下放。“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所在，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身，这也是机构改革与大部制改革的必然所在。

　　针对机构改革如何做好“减法”，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机构内部的改革空间已经很小，新的改革空间在于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大部制改革不会有很大的前途。

　　舍不得下放权力，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规模难以“瘦身”的根源。简政放权，意味着政府机构必须让渡出本属于公民和社会的权力。机构改革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角色的“再认识”的过程——什么样的权力留给政府，什么样的权力下放给社会；政府应该加强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权力应该交由社会和公民自己做主?这些问题如果依然纠缠不清，机构改革恐怕依然难以取得理想成效。

　　不妨举个“高端”的例子，假如铁道部依然政企不分，既当裁判员具有管理和规划职能，又当运动员具有建设和经营的行为，那么机构改革难言成功；再举个“低端”的例子，假如年轻人依然要为办一个“准生证”跑断腿，机构改革说什么也不是成功的。

　　假如政府真的舍不得下放权力，那公众就无法指望政府会真的“瘦身”。

来源： 搜狐评论 新华网

　　所谓大部制改革，其实就是在机构改革大框架里的整合重组。而机构改革，这些年从来没停止过，每逢换届，新上任的政府负责人都拿出一个机构调整的方案，部改成委，办改成局，局改成总局，署升格为总署，总局又改称部，如此这般，犹如文字游戏。在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相比于职能转变，大部制改革只是个铺垫和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怎样的机构改革，或者叫大部制改革，其着眼点都不能在形式上、名称上花费太大精力。多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在执政理念上不真正把屁股坐在市场经济上，如果不愿意把该交给市场的权力交出来，不情愿把该由市场调节的权力让出来，即使半年或三个月就进行一次机构改革，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若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无法避免，这样的改革多了，公众对形式的改革也就失去了兴趣。同样，形式上的换汤不换药也无助于中国经济真正做到按市场经济规律良性发展。

　　大部制改革，要因需因事设机构，而不是因人设事。已经过去的10年，为所谓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或者教训。最近风传的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建立大交通部，并不是一个新的主意，这个设想早就有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铁道部几经折腾没有归入交通部。而高铁事故频发牵出的铁道部贪腐奢靡窝案，也证明了铁道部没有并入交通部是个不高明的决策。刘志军不检点，没有给自己争出来的这个独立王国添彩，反而为给他空间的决策者添了堵。铁路是交通的一部分，机构改革却不设在交通部的序列里，这本身就说不通。这是因人设事的一个教训。

　　大部制改革，重在转变职能，核心在于简政放权。中国在“市场经济”这几个字前面，加了“社会主义”4个字，但这4个字不能成为机构改革只玩形式不换内容的理由，不能因这4个字就把市场经济弄得四不像。为改而改没有意思。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多设或少设几个部委，不在于起个什么动听的名字。要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转变角色和职能的决心，解决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真正做到政企分开，真正把眼光放在公共领域，真正制定出合理的规则来帮助市场运作。不能到离开的时候轻轻说一句“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就把重大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像这些年的房地产调控，越调房价越涨，费尽心思出台的政策纠缠于价格而忽视根本制度的创新，这个经历必然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份有趣教材。

　　大部制改革，换个牌子很容易。只换汤而不换药，或者仅仅只是换一个锅，作用不大。不在权力结构调整上有所突破，再怎么改革都只是走形式而已。

来源： 搜狐评论 中国产经新闻报

　　法国《欧洲时报》1日刊出评论称，国务院机构改革无疑是中国一系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大部制改革重点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总的说来，就是“稳中求变”。今天中国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仅有外在框架还远不够，必须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避免“穿新鞋走旧路”。

　　文章摘编如下：

　　被视为3月全国两会“前奏”的十八届二中全会2月28日落下帷幕。正如外界所料，会议除了通过新政府领导人选建议名单，还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传说中的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已箭在弦上，而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推进，已成舆论关注焦点。

　　去年以来，中国从民间到官方，自下而上凝聚起改革共识。一时间，有关“改革”的呼声高涨，但何时改？怎么改？却是摆在中国新执政者面前的难题，需要一道道去破解。

　　国务院机构改革无疑是一系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自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后，各界对此便充满期待。经历了5年的探索、总结、反思与争论，有关大部制改革终于再度提上日程。

　　这次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3次国务院机构大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下中国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令中国新一轮改革有些举步维艰。特别是民众期待的真正突破尚未出现。因此，这次大部制改革也是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一次考验。

　　尽管改革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但外界对此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拆分、合并部门，而是以“微调”的方式“稳步推进”。但求稳不等于不变，相反，这次改革还要更深地触及核心，重点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简单说来，就是“稳中求变”。

　　首先，改革需要中央决策层有打破利益格局的决心与勇气。大部制表面上看是政府机构的撤并，实际上则是权力与利益的系统调整。调整利益就是动蛋糕，这必然引发激烈的利益保护和博弈。这种情况下，中央决策层必须要下政治决心。甚至可以说“大部制改革是政府自我革命”。去年11月以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谈到“改革红利”的问题，强调“要打破固有的一些利益格局”。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博弈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因而，也需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地推进。既不要因“稳”而停止改革，也无需“为改而改”或急于求成。

　　此外，大部制改革必须触及核心。大部制的核心是什么？仅仅是部门变大、精兵简政吗？大部制改革的关键是进行职能调整，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如果说5年前的大部制改革掀起第一轮改革风暴，以框架式的改变树立了“大部”意识，那么今天中国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仅有外在框架还远不够，必须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避免“穿新鞋走旧路”。

　　不可否认，推进政府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中国30多年来在改革上积累了经验，而今，新一届领导层在凝聚成改革共识、明确改革目标后，将政治勇气与智慧转化为政治决策，释放改革红利，正逢其时。

来源： 搜狐评论 中国新闻网

　　今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出炉，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也随之启动，国务院将新组建4个部门，而组成部门总数将减少至25个。

　　从公布的方案来看，此次调整基本没有此前的大众舆论范围：裁撤铁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撤销卫生部、计生委，组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撤销广电总局和出版总署；重组国家海洋局；电监会能源局合并。

　　每次政府换届，机构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部门制度调整，希望能有效减少职能交叉，但关键是是否能提升政府效率，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权力寻租，用法治、问责来有效监督政府这个有形之手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

　　对机构改革的期待在于，一个体制改革的尝试能给行政体制带来革新，激发动力，新鲜的融合能够提升效率，发挥部门资源整合的优势，减少机构臃肿和权力寻租。本次部委调整中，裁撤铁道部无疑最受关注。将特立独行60年的铁道部实行铁路改革政企分开，彰显了政府机构改革的魄力。

　　众所周知，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因各方面阻力和部门既得利益的纠缠，铁道部没有并入大交通部。从职能上来说，铁道部并无特殊之处，并入大交通部有利于统一管理。长久以来，铁道部政企不分，是一个独立王国，甚至还有铁路警察、法院、检察院，占据了非常有利的资源却难以承载人们对铁道运输的期待，铁道部由此成为最受人诟病的部门。

　　同时，铁道部遗留的高达2.6万亿人民币的巨额负债这一包袱，却没有一个解决办法，最后将不得不让国家买单。虽然高铁建设成绩斐然不可谋杀，但在铁路建设大跃进下，一轮没有经过严格规划和监督的建设上马，招标中的种种腐败，建设的各种豆腐渣问题，导致了高铁运营发生重大事故，危害了国人的安全。这次改革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检讨、追责和反思，而不能以机构撤销就一笔带过，不了了之。

　　其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调整计生政策，放开生育管制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此次拆分计生委，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职责重点转移到统筹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未来社会人口发展的趋势。

　　第三，大部制改革要进步整合政府行政资源，强化监管职责和执法力量，切实确保有效行政。此次大部制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强化目前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和药物安全问题的监管；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将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的监管职能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将能源局、和电监会的职责整合。这些部门的调整，都可以看出政府强化资源调配的用心。

　　正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所言，大部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调整，其背后实际是权力的调整，改革的核心是削减政府的权力，而不是部门越大越好，要达到“简政放权”，剥夺政府部门的利益。而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达到削权、限权的目的，是否减少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

　　但这次改革也不乏缺憾之处，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放权，而此次改革的调整还只是细枝末节的修理，而没有触及到削减发改委等部委审批权限等核心问题。此外，如此重大的机构改革也没有事先征求社会公开意见，允许公众讨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一届政府需要进一步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激发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动力和活力。正所谓，政府退一步，市场进一步。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个职能型政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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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搜狐评论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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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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