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在国际博弈中明辨中国经济核心利益

　　自去年匹兹堡峰会确定二十国峰会为世界首要经济论坛以来，G20已成为各国最主要的博弈平台。在“复苏和新开端”主题下，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等议题。

　　这些方面不仅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也关系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核心国家利益。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多项措施，旨在增强内需尤其是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全球来说，不平衡总是相互的，有顺差就有逆差，顺差总额等于逆差总额。因而，很难说，中国的不平衡就是原因，而西方过度消费式的模式就是受害者。中国以极低的利率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是与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相联系的，不是中国有意为之。

　　就这方面而言，中国的核心利益首先在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提高中国和人民币在全球的地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需要与中国经济在全球中比重的提升相适应。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让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地增长。其次，在平衡与增长这个议题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更多地强调发展问题。中国的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模式，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日、韩等国在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从中长期视角看，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会在进一步发展中得到逐步缓解。如果无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要求中国经济快速走向内外平衡，那不是合理的诉求。

　　在刺激政策协调退出问题上，中国应强调立足本国基本面，实行审慎稳妥的退出机制。在2009年9月第三次G20峰会上，全球经济复苏苗头初现，各国领导人当时就已定下，要在这次峰会上探讨协调退出的议题。然而，由于今年欧洲爆发了始料不及的主权债务危机，政策协调退出的难度明显加大。一方面，美国等国要求继续保持刺激政策的力度，以保证经济复苏动力不减，另一方面，加拿大等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国家以及英国、日本等财政压力较大的国家主张全球应平衡财政，削减赤字，而这意味着刺激力度将不可避免地减弱。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各国政策退出应该在彼此协调下，有先有后地退出。

　　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已从极度扩张转为适度宽松，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对产能过剩、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等潜在风险的控制。这些措施是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相适应的。欧元区因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面临着许多协调问题，实行全球统一的财政退出政策更不可能。

　　在国内金融监管问题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同时避免国家标准的加强。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在美欧爆发深化，蔓延影响到其他地区。通过合适的政策保持全球经济复苏是当务之急。受财力和经济疲弱的限制，一些国家更多地讨论了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并特别建议征收“金融系统风险税”或“银行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业不但没有爆发危机，反而是反危机的重要一环。中国的银行业总体上是稳健的。

　　在贸易保护问题上，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总体上没有出现1930年代的政策倒退。大萧条时期，美国胡佛政府曾一次性大幅提高了1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进而加剧了全球的衰退程度。这次危机应对政策总体上吸取了教训。不过，一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还是得以推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去全球化必然会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出口市场应更多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并积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