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无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无法融入城市化进程成为新市民,只能像父辈那样在工业流水线上耗尽了青春之后卷铺盖走人,那么面对这种没有未来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吗?
富士康员工的“ 九连跳”,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据员工反映,富士康的管理的确有一些问题,一个管理存在问题的企业,肯定会对员工造成伤害,而至于伤害的结果,则不一定取决于这种伤害本身,而取决于员工的生存状态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更有可能看清“九连跳”背后的真问题。
作为一家代工厂,富士康员工的收入不高,“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因此员工们认为,“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在深圳这个发达的地方,凭着这样的收入水平,富士康的打工者要保持体面生活恐怕很难。更重要的是,这些打工者,事实上被排斥在城市的大门之外,成为一群没有梦想的人。对于这些为企业创造利润,也支撑着深圳经济活力的打工者来说,深圳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和他们的未来基本上没有关系:没有这里的户籍,买不起这里的房子,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也基本和他们无缘——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环境。低收入,加上制度化的社会排斥,极大地挤压着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空间,因此,任何小小的伤害,都有可能在他们的内心被无限放大,引发某种极端行为。同样的管理缺陷,在拿高工资享高福利的垄断企业里,引发极端行为的可能则小得多。
针对“九连跳”,社会上对富士康有各种各样的指责,比如“血汗工厂”啦等等,事实究竟如何不敢妄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企业,都无法摆脱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
富士康员工的收入水平,不可能超越同类企业的总体工资水平。资本的收益高,劳动者的收益低,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打工者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就不能希望富士康给员工涨工钱,从根本上改善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也就没有可能。
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无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无法融入城市化进程成为新市民,只能像父辈那样在工业流水线上耗尽了青春之后卷铺盖走人,那么面对这种没有未来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吗?
从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我们看到了中国打工者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某种程度上说,这甚至是一种暂时的宿命。但这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