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必须谴责，思维更需革命

　　11月17日，甘肃省陇南市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最终发生部分人员打砸政府机关的暴力事件。

　　但凡群体性事件，常常夹杂暴力的阴霾。无论暴力的拳脚带有多少正当的理由，都将因对法律的漠视、公共秩序的损害而带有无法推脱的“原罪”。

　　与“谴责暴力”相提并论，甚至尤显重要的是执政者思维的革命性改进。在甘肃陇南市政府新闻办的一纸信息说明里，事件经过以一种线性、单向、混沌的特征显现在公众面前，公众看到的是“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总是“一些不法分子”的“唆使、冲击”，总是“政府和执法人员”的忍辱负重，最后给世人总是一种印象——群体性事件上升为一种近似过去政治领域中的“敌我矛盾”。

　　此种信息的表达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与此前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思维惊人相似，贵州瓮安事件曾有过，云南孟连事件曾有过，这种动辄就把群体性事件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正是传统专政思维的某种延续。

　　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现状。正是有上述这般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作祟，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在一种公平的、及时的、妥协的、宽容的状态下得到处置，反而是在一种简单的、固化的、迟滞的乃至粗暴的方式下得到处置，结果不仅不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反而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悲剧。

　　“贵州瓮安事件”已经成为当下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反思标本，而前不久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也成为瓮安事件后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种进步样本，那就是摒弃传统那种“非敌即友”“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把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任何社会都很难避免的正常社会现象看待，继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重视它、研究它、剖析他，最终找到规律，按照社会规律运用非暴力的、多样化、公平与妥协的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

　　当各级执政者对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认识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旦科学和规律在手，从容应对当水到渠成，群体性事件也将不再是洪水猛兽。

　　来源：重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