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有勇气自降薪酬吗？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同此前两次审议一样，仍有委员追问如何规范国企高管的高薪问题。程贻举委员称，一位在某国企工作的干部，年薪有百万之高，更有甚者年薪达千万。他认为，企业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业的效益挂钩，还要和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

　　现行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发端于2002年，规定国企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能超过12倍。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已被粗暴地虚置，一些国企高管薪酬动辄是普通职员的百倍，如此悬殊的差距，激起民意忿然。正因为如此，中央出台多项措施予以规范，如国企高管年均薪酬增幅控制在7%左右，职工工资不增长、高管不得上涨，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等。

　　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企业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业的效益挂钩，还要和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显然，这是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又一良好举措。当前，薪酬悬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内部，二是企业之间。换言之，不同行业的国企高管，也存在薪酬标准差距过大的现象，有的垄断企业，高管薪酬即便与企业效益、职工薪酬挂钩，其薪酬也是天价，这就要求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应与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如此方能有效规范国企高管薪酬。

　　同时，规范国企高管的高薪问题还要盯着高管的隐性福利。在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说，一些垄断行业不光是工资高、奖金高，福利水平也很高。显然，郑委员的指陈绝非妄言，曾有报道披露了一位大型钢铁企业项目助理的坦言，除了每年近20万的工资与奖金外，他还能获得每年员工体检费、年度旅游费、在企业所属的度假村打折消费等各项福利。由此可见，不仅要规范高管的薪酬，还应规范其隐性福利。

　　如今，高薪激励机制已经饱受争议。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来势迅猛，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萎靡，观察家直言，华尔街一贯的高薪激励机制，被认为只强调短期回报，是助长金融冒险的罪魁之一。曾几何时，国内的一些高管回应高薪质疑时，总是不无委屈地拿美国高管高薪说事，认为比起国外高管，自己的数百万薪酬并不算高，并理直气壮地说“对得起高薪”。如今，华尔街高管薪酬锐减，国内的这些高管有主动降薪的勇气吗？

　　前段时间，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谈到高管薪酬时表示，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到了不道德的程度。表面看，乔杜里只是作出了道德判断，但是，当一些职员为菲薄工资惨淡经营时，当一些职工面临失去工作之时，当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经济发展呈困顿之势时，企业高管如果再执拗地拿天价薪酬，的确有些不道德了。因此，笔者期待高管薪酬与国家工资水平挂钩早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