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
编者按在推崇和缅怀杨绛的人看来，在杨绛去世之际的批评者的论说无异于一种不能接受的挑衅。而在批评的阵营看来，对于公众文化人物进行专业的、及一般历史价值的评论，本是无可厚非，不必非要择日而行。
虽然争议表面上混乱，其实折射了重大社会意识现实。说到底，在这场令人意外的争议背后，最起码在批评者看来，实际上有当代社会与知识人对于社会变革路径的基本认识分歧：是要弘扬《神曲》式“挺身反抗救世主的”的撒旦诗篇，还是要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高唱陶渊明式的不合作？
文丨赵楚
最近几天，因为翻译家和作家杨绛先生去世，媒体上爆发了一场令人意外的激烈争论。不同于前此的诸多牵涉民生、人命的事件，争议双方情绪之激烈，道德义愤与激情之高有过之而无不及。窃以为，真正值得讨论和分析的，未必是争议双方谁的论述更高明，而是如此争议竟然发生，对此，人们尚没有足够的重视。
杨去世后，在朋友圈与网络媒体上立即出现很多缅怀、哀悼，或简单文字，或直接引用杨氏真假格言，而此时有批评者提出，这种对杨氏的普遍缅怀热情夸张误置，因为杨氏作品文学价值有限，有人甚至进而牵扯到对杨氏已逝夫君钱钟书的学术成就褒贬。
更令哀悼者无法接受的是，批评者以钱夫妇在世时境遇好于同时代诸人，与现代文化史上诸多殉难者比较而言，不免相形见拙。直接说，就是缺乏权力批评的勇气和热情。这就从对杨绛作品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批评，转为针对逝者本人伦理的评判。维护者则反过来指责批评者道德绑架。
于是不可开交。
不必一一列举争议双方的观点，因为在伦理评判的氛围下，双方的陈述充满感情和情绪，充满盖棺论定式的大词，所以双方都没有多少修正观点或互动的余地。
这种情绪的尖锐对立，针对笼统的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争议，自然也只可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争议升级。所以，很迅速地，争议开始扩散到传统媒体和学术圈，貌似更周延论述，更富于专业评价色彩的文章逐渐出现。
从相对超脱的角度观察，一个事实是：争议双方在基本的价值观上并无根本分歧。简言之，批评者的基本观念是，历史和现实中有更高价值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总是对权力政治持更热烈的批判态度，其实杨和钱的维护者对此并无反对。
相反，在他们看来，对杨的推崇和热烈缅怀，在“世间再无”式的感情抒发背后，杨绛是过去时代里，以个人的坚韧努力，凭借有益于社会和族群的知识创造，得以保持人之尊严、体面及对人生和世事的人性温度的人。其优美和丰硕的人生，体现了绝对重压之下心灵与性灵的风度，审美和趣味的个人生活足以拒绝粗鄙。总而言之，是个人的最后自由，可以成就的魅力与雅致。
在对基本历史事实与环境的看法方面，推崇杨绛的人和批评者之间并无分歧。这一点是理解和分析本次争议最重要的事实前提。
在推崇和缅怀杨绛的人看来，在杨绛去世之际的批评者的论说无异于一种不能接受的挑衅。而在批评的阵营看来，对于公众文化人物进行专业的、及一般历史价值的评论，本是无可厚非，不必非要择日而行；而且，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真正观点是，对杨氏伉俪的普遍赞扬实在是一种虚假做作的感情，这体现了在无所不在的权力重压之下犬儒主义的热情，既埋没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直言批判的力量，又推广了虚假的小布尔乔亚式冷漠。
虽然争议表面上混乱，其实折射了重大社会意识现实。说到底，在这场令人意外的争议背后，最起码在批评者看来，实际上有当代社会与知识人对于社会变革路径的基本认识分歧：是要弘扬《神曲》式“挺身反抗救世主的”的撒旦诗篇，还是要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高唱陶渊明式的不合作？
从这些争议的潜话语中，人们不难发现，争议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动感情的地步，与当代公共言论空间的现状有直接关系。必须承认的是，关于社会变革路径问题的讨论，关于现当代文化和历史，以及关于现当代历史人物的思想行迹的讨论，现实中并不可能毫无顾忌的进行。
事实上，在体制化的管理之下，这些讨论空间极为有限。而批评者一方意欲直接论述的主旨，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公共化的平台和管道。这种现实和严峻的情境，推崇维护的一方心知肚明，却并不会强调自己的话语环境优势。这是批评者选择较为尖锐和激烈的话语策略的前提。
在人们可设想的所谓正常环境下，假设社会各种公共讨论各有其平台和管道，可以透过更直接的话语方式诉诸公众的判断与选择，类似杨绛与钱钟书价值的讨论，甚至现实问题也可以各自陈述，那么，本不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因为人们可以去各自的场合说自己想说的道理。
杨绛这样一位在现实生活中相对边缘、但又足够引起公众兴趣的知名文化人才会成为激烈争论的合适话题。说白了，大家都不过是借杨绛的遗酒，浇各自心中块垒罢了。而真要说，所谓块垒郁结的根本病因，其实双方本来意会神通。
另一个与本次争议不无关系的现实背景是，如此激烈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们，虽然在此类话题上屡屡攻防延绵，但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他们倒是不绝往还，经常推杯换盏，两造并不是什么原则与趣味上不共戴天的阵营。
这样来看这场争议风波，不难发现双方话语上的激越烽烟其实都过于夸张：说推崇者鼓励精致利己，对高墙妥协退让，固然是令人委屈和气愤的虚假指责；但反过来说批评者暗藏暴虐之心，也是修辞过度的夸张。
至于杨绛及其夫君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坦白讲，尽管其作为趣味不过是个人的取向和趣味问题，本不存统一调控之论，也非批评者兴趣焦点所在，而这类问题其实也是很小众和专业，不是适合的公共讨论话题。
在旁观者看来，本次争议凸显的真问题是：如何才能建构一个在公共论域不同趣味及取向的人们可以畅达地各说各话的社会？在此之前，各种基于感情与话语误导的口水战争恐怕不会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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