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
编者按杨绛这么多年的写作，尤其在本世纪的散文写作，在逻辑上都是要重建她对丈夫女儿的爱。写作让她比嫁给钱锺书、生下钱瑗时更爱他们了。无论是她，还是她的读者，都吸取了其中贯穿的爱的感情。评论员们却因为爱的匮乏，而把她推向街道上那想象中的抗议队伍中。
政治评论作者在评价、论断杨绛的时候，将评论弄成了一种的自我投射方式，借杨绛的去世把自己无力对待的不愉快的系统再清扫一回。无论从杨绛在世时的人生观来推测，还是这种泄愤评论的实际影响，都谈不上是对杨绛的冒犯。
文丨宋竹卿
105岁的杨绛在5月25日凌晨逝世，详情不知，她弥留之际的场景也许需要更远的将来，亲历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呈现。只说她身后，因为活的够久，并且丈夫是文人钱锺书，以致于关于她的逝世评论分歧明显，持续数日之久，褒贬立场悉数登场。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是可以将所有逝世评论（反讽的是，它们可能并不足105篇）拿出来逐句分析的，但这样做将会相当枯燥。通过归类也可以发现，这些评论在总体上有相似之处，它们体现出评论杨绛的一些策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眼前的世相。
杨绛的长寿使得她的生涯跨越了两个世纪，在上世纪中，她先后失去了女儿钱瑗与丈夫钱锺书，这些属于生离死别。在这个世纪中，杨绛过了十六年，用散文集完成了对丈夫与女儿的怀念。当然，她的翻译成就本来就是漫长工作阶段的成果之一。
对杨绛给予首肯与缅怀的评论，出现在两个时间段：一是25日她离逝消息公开化的几个小时内，立论都是赞扬她的文学成就与职业贡献；因为评论立场很快反转，导致了26日延续至27日第二个褒扬杨绛的评论阶段，它们主要是驳斥对杨绛的批评与贬抑。
对杨绛的评论，需要分清楚三个层次：事实的，观念的，文学的。事实部分涉及到一些误导的错误信息，主要是杨绛去丁关根处告黑状、欺负邻居这两件事。它们构成了社交媒体上舆论迅速反转的依据，也引导那些贬抑式评论快速出现，撕扯社会认知。
到了27日，当初道听途说的人出面道歉，承认将一段公案故意模糊，导致杨绛夫妇陷入阴谋论的攻击中。这个事实部分的澄清，已经将很大一部分建立在错误事实上的批评归入了无价值的评论垃圾。但评论作者能否从中得到教训，尊重事实，只怕也是未知数。
对杨绛进行批评的第二类评论，建立在各种政治观念之上。按照其立论的强度，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批评杨绛夫妇没有足够反映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历史当中，却又故意缺位；二是直接批评杨绛夫妇顺从体制，没有公开反对云云，恨其未成为时代的反对者。
可以看到，对杨绛的批评基本上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评论成为作者的自画像。尤其是，批评杨绛未能反抗她所处的时代，成为一种有力度的批评意见，在评论热潮的后期开始出现。这种评论策略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作者的焦虑，要用杨绛浇灌胸中块垒。
如果对杨绛的写作历史有过起码的研究，就会发现杨绛夫妇都用著作，不同程度地成为他们世纪的记录者、批评者。至于批评她未能抗击时代，却与体制媾和，与其说不符合事实，莫若说不符合评论作者的政治期待——而在这个期待里，不成为战士是可耻的。
因为这种评论角度的政治性使然，令它在批评杨绛的时候更像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期许、一种自我批评。这就提醒我们，在用大词和政治话语批评杨绛之前，可能需要把这种贬义词先用在自己身上测试分量，看看是否仅仅是为了驱赶那些连自己也处理不了的负面情绪。
对杨绛过世的评价，如果是将其处理为对死亡的沉思，尚且不算最坏。但通过批判杨绛乃至于钱钟书，套用政治的理论，让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作者而不是死者，却成为杨绛身后常见的评论路数。人情道义四个方面，以“道”驱使逝者，不能不说是结构性遗憾。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那种将杨绛夫妇安置在体制关系中加以责备的评论策略，尽管比其他角度更加高明，并发散出政治化的针砭，但它们从本质上依旧是一种政治抒情。在批判杨绛为“鸡汤写作”“情怀写作”时，批评者自身成为抒情的主人公，这当然是一种讽刺。
以扭曲事实否定杨绛夫妇为人，以政治话语打击其对时代的无贡献，尽管引发了喧嚣的舆论，但很难说是让评论有了充分的施展。当然，这么讲，并不要反对一切批评意见，而是希望揭示评论框架的选择需要精确，杨绛评论正因为没有禁止，所以才让这种需求变得迫切。
也许是批评意见过于密集，它们所引发的模棱两可的评价，分流了读者，以致于人们对于杨绛的真正评论缺乏这一事实，少有切肤之感。这部分匮乏的评论，指向杨绛及其写作的公共价值——因为对杨绛私德过度讨论，这部分评论的关键反而不彰于舆论。
情怀写作或“鸡汤写作”，这种贬抑式的判决令杨绛的文学价值迟迟未被安置在合适的评论位置。批评者将其错误引向私德可疑、将其导向与体制合作等歧路的时候，也切断了杨绛作为畅销作家与大众读者充沛的联系，前者悍然宣布：这种阅读是不道德的，是肤浅的。
而恰恰没机会展开的这部分，是我们在杨绛身后百无聊赖的评论景观里，饱含疲惫时无从发现，无福享受的东西。这其实才是杨绛最具力道的贡献，而它的退隐既是时论作者知识结构的天然缺陷（或者说拒斥）使然，也是杨绛被评论风暴掩盖之后，有待拂去沙尘，显露她文学面貌的急需。
杨绛这么多年的写作，尤其在本世纪的散文写作，在逻辑上都是要重建她对丈夫女儿的爱。写作让她比嫁给钱锺书、生下钱瑗时更爱他们了。无论是她，还是她的读者，都吸取了其中贯穿的爱的感情。评论员们却因为爱的匮乏，而把她推向街道上那想象中的抗议队伍中。
政治评论作者在评价、论断杨绛的时候，将评论弄成了一种的自我投射方式，借杨绛的去世把自己无力对待的不愉快的系统再清扫一回。无论从杨绛在世时的人生观来推测，还是这种泄愤评论的实际影响，都谈不上是对杨绛的冒犯。但评论的短缺倒是真，大家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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