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刘远举,专栏作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多家智库研究员。涉猎广泛,涉及财经、时政、IT等多个方面,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力图通过写作去探索现象背后的事实与公正。作品见于FT中文网、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平面媒体,以及搜狐等门户网站。
发表《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学解读》、《该指责的是雾霾,而非柴静的成功》、《专车改革背后的“中国模式”》、《重庆模式、济南审判与政改逻辑》、《狗肉之争背后的中国式权利观》、《“歧视他人”有时是必需的》、《为什么要保卫星巴克》等评论引发热烈讨论。
文丨刘远举
前几天,接到搜狐评论的约稿,让我写一写自己在2015年的写作感受。虽然我答应下来,但一直都没有动笔,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后来,在一个评论人的群里,有人说,那你就写写那场未进行的辩论吧。
2015年3月,崔永元在复旦演讲,与卢大儒教授争论,用辩论的技巧取得了“胜利”之后,有媒体学界观点认为,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上,缺乏媒介素养。为此,我在腾讯大家上发表了一篇商榷文章,讨论在转基因问题上,一部分媒体人实际上缺乏媒介素养与科学素养的。文章发表时,标题改为《崔永元用诡辩战胜了科学》,从传播角度,甚至从文章的内容角度,这个标题并无不妥。
文章发表后,崔永元在微博上转发了这篇文章,并表示要与我辩论。当时,包括腾讯、优酷、百度在内的网站都联系我,让我把辩论放在他们的平台上做。压力当然很大,一开始我并未立即答应。经过考虑之后,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回复,表示愿意接受这样一场辩论。最后的结局出乎意料,崔永元在微博上表示认输,当然,理由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其实,即使当时答应了,但我也知道,在辩论上肯定无法与一个知名主持人抗衡,不过,我相信,事实与科学,在一定的辩论规则下,起码不会一败涂地,基于事实的科学就是力量。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答应已经是一种应该尽到的责任。向大众传播知识与观点,这本就是一个评论作者所希望尽到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后来又写了《该如何向普通人讲转基因问题》,用归谬的方式,解释转基因里没有阴谋。但是,这样的文章,却会遭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但是,向大众传播正确的理念,是评论作者的责任,比如公民平等的享有教育的权利的话题,我写了《消灭学区房》。文章的题目比较刺激,但谈的却是更公平的分配教育资源之后,学区房自然会消失。再后来,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教育均等化不会影响教育水平》、《保证公平,教育才能回归人性》,可想而知的是,这种触动一部分人利益的事情,会使文章招来不少人的批评。
这种与一般人看法不同的文章还有一些,比如,现在大家都觉得12306网站没有做好,但我在《12306极致就是全民大摇号》中的观点却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根据租值耗散的规律,无论如何,买票都不会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与那些一致叫好的抨击文章不同,用相对专业的知识去更新旧有的、错误的常识,常常会遭到责骂,但是,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当下的中国处于转型之中,在转型的道路上,中国的负担很重。除了那些明面上的既得利益,更深层次的是思想层面的阻碍,文化程度、知识面,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种种观念都阻碍着思想的解放与前进,而且,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让很多人忽略了中国不完善的一面,而媒体人的责任就是发现社会不完善的一面。这种冲突使得评论变得更加艰难,但是,正因为评论如此艰难,方才显其意义。
写到这里,突然有了一些感概,头脑中生出很多想法,不再是为写而写,再写下去似乎也更容易。
关于评论,有一种说法叫做“时评速朽”,把评论看做是低端的文字工作。只有写小说,做理论研究才能有长远价值,才能流传恒久。客观的说,的确,从学术上而言,时评文章多是引用经济、法律、社会等学界的观点,结合事实做一定的阐述,缺乏学术价值。从时间上看,具体到一篇文章,时评有其时效性,新闻过了,事件过了,再来读,价值也就不大了。
但是,时评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在当时影响人们的看法,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一个人不行,一篇不行,但是,很多人,很多文章的影响与力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时评即使是速朽的,起码也发挥过一时的光与热,就如火柴,虽然只有短暂的光与热,但起码,也能点燃蜡烛,甚至引燃熊熊大火。反过来说,写小说与做研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流传下去。很多小说与学术研究,由于其自身的水平或限制,不但不能流传,也缺乏在当下的现实传播与意义。所以,即使时评是速朽的话,那么,其他的文字形式,也未必能流传长远,甚至不具一时的光与热。
算起来,2015年,是我写评论的第四年。2011年,我已经毕业,但仍然乐于在学校论坛上发帖、讨论,由于自己的观点倾向,出于大家都懂的原因,多次被封,从ID到IP,到后来就再也上不了。写作、发表自己的看法,是一种能量,积蓄久了无处可用,总想写点什么。有朋友告诉我,你可以给FT中文网写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文章,经朋友介绍,发给了编辑。结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文章很快就发了。后来,我又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城市内涝的文章。再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各个媒体的约稿。
那是一段风云变幻的时期,温州动车事故、方舟子与韩寒之争、多起校车惨剧、重庆红歌等等,都是引发剧烈舆论的重大事件,甚至历史事件。参与其中的舆论,可谓既有幸又不幸。所谓有幸,个人力量虽然无足轻重,但能参与到推动社会向好,也是幸运,所谓不幸,谁也不愿意经历各种惨剧。
四年时间,并不算长,应该说,这条路走得比较顺,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面与偏好分析与逻辑的方式,恰好遇上了国内评论向一种专业化解读转变的趋势。这种快速的转变仍在继续。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很大,评论也不例外。更多的专业人士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参与其中,带来更专业的角度。这都对评论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我相信,评论仍然有其空间,有其价值。
记得有一次接受东方卫视的视频采访,题目是关于上海老公房加装电梯。在采访之前,编导告诉我,按他们的常规做法,他们去找研究这个话题的大学教授和社科院的专家,可是,他们找到不专门研究这个专家。在搜寻过程中,他们看到了我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的两篇共6000字的专栏《老公房加装电梯之辨》,于是,就找到了我。
老公房加装电梯,从民生角度,影响非常之大。从理论角度,涉及到的专业问题也非常广泛,比如,加装电梯的资金分摊、福利与税负的公平与效率、小区居民协商的民主机制与个体的合法权利、物权法与小区自治、居民协商的交易成本、加装电梯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分配等等。但是,从学术上而言,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找不到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
这就意味着,在学界与普通老百姓之间,还需要一层工作,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形成具体的观点,向大众普及。
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知识简单明了,清晰易辨,但现实却复杂多变,当价值观放入现实世界时,模糊、复杂,甚至对立的万千世相往往让价值观迷茫了方向。价值观需要经过与现实的磨合,才能成为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灰暗世事的工具。而衔接价值观、知识与现实,正是评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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