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永远是时代的必需品

文丨朱达志

12月初，搜狐网一位兄弟在与我交流时说，关于2015年的传媒，如果问5个问题，你想问什么？在我的答案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内容和渠道究竟何者为王”这个问题。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不管技术发展如何日新月异，信息发布渠道怎样改弦易辙，优质内容都永远是不可或缺并且稀缺的。而扬清涤浊、切中肯綮、求民之瘼、言人之声的时事评论，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必需品。

现在看来，也许我太过乐观了。

写了十几年时事评论，恰好撞上了“新时期时评”的春天，可谓幸甚。

发轫于2003年上半年的孙志刚事件，曾引发全国媒体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而这么一场大讨论之所以有值得铭记之处，在于它成功促成了一项“恶法”的废止。在传媒和法律等领域学界、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是年6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终于宣布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获悉这条消息后，我主动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收容”成为历史：让人激动的三个理由》。

那时的我，满心以为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舆论传递空间和缓冲地带，以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和不断进步。而这其中，新闻与舆论表达无疑厥功至伟。

转型期的中国，发展是底色，但同时也遭遇了太多的坎坷与苦难。国家不幸评家“幸”，诸如血汗工厂、民工讨薪、矿难黑窑、金融危机、行政垄断、腐败猖獗、冤假错案、法治建设、食品卫生、环境污染、非典、洪灾、地震、沉船、强拆、房价、物价、油价、医改、税改、户改、车改……各种话题与热点，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不过，大概在2014年前的几年中，囿于舆论环境和自身因素，一种越来越强的挫败感与无力感渐次袭来，我似乎丧失了表达欲望。直到201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突然发现一位叫虞爱华的安徽安庆市委书记莫名其妙就火了，原来是安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科民警朱达志惹的祸——这位与我同名同姓的年轻人，本想为他们的“领导叫一声好”，不料却弄巧成拙，里外不讨好。但更苦的却是我！斯时，在百度上搜“朱达志”，出来的却是黑压压一大片“朱达志 马屁精”之类“相关搜索”。我意识到，必须赶紧写几篇文章，把那些“相关搜索”压下去……

于是，深藏心中的表达欲就这样偶然地又被激活了，我又开始重操旧业；于是，2015年，我又成了某些朋友口中的“时评大户”（呵呵，这真不是一个好词）。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百度上的“朱达志”已跟“马屁精”渐行渐远。

这当然不是玩笑，尽管看上去多少有些戏谑。自由表达是人的天然权利，就像和谐社会这个和字——左边是个“禾”，人要吃饭；右边是个“口”，人要说话。而且自由表达不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压力所不可或缺的修补剂和安全阀。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同时，作为公民，人人都有自由而负责任表达的义务。让“马屁精”见鬼去吧！

　　2015年，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时评文字几乎都被搜狐网转发，譬如：《治理彩票行业乱象，期待中纪委出手》、《庆丰包子的虫暴露中式快餐的短》、《虾仁解冻变成“汤” 我们何时不再互害》、《成龙想坐牢，又有什么新作要面市》、《“圣斗士”抗战剧想告诉年轻人什么》、《从方崔案看网络言论自由边界》、《什么样的医改才能让钟南山院士满意》、《误报李光耀死讯中的是与非》、《“的哥”的敌人不是专车而是份子钱》……

这些评论，不敢说有多大的影响力，但至少敢涉及并且也多少涉及了一些真问题。有些观点单从题目上就能窥其端倪。有些篇目则由于包含敏感词而被数十上百家网站转发，也是醉了。

更令我高兴的是，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当晚披露的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我应约为搜狐网撰写了搜狐社论《鼓励年轻人爱生活，普遍二孩正当其时》。这篇评论无论意境上还是视角上，可以说比当晚出笼的各路网站、各大媒体同题评论都略胜一筹，光看标题就能感知到，这是一篇说人话的文章，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此类消息出现后我们司空见惯的煽情，有的只是人性之光。

关于时事评论的“作用”或者说“意义”，我除了赞同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作用理论外，也十分认同李普曼的相关说法。在李普曼看来，现代的人们由于从事着各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遇事往往凭印象、成见去形成意见，因此社会才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去梳理时政，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

当然，这样的作用不可能凭几篇文章就可以立竿见影，毕竟社会进步与发展，要靠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形成巨大合力，并且持续发挥作用。但只要我们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就一定会功不唐捐。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巨大局限。中国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会选“审查制”。这个审查在传统媒体，通常被称为“三审制”，即部门初审、分管再审、签片终审。不同的单位可能叫法不一，但意思差不多。然后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三审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自我审查。对时事评论来说，自我审查就是作者在选题时自觉筛选、自动放弃某些题材和观点，因为他们很清楚，某些题材是永远碰不得的，某些题材是当下“不合时宜”的，某些观点是不可能出笼的，某些主张是不能明说的，某些“关键词”是提都不能提的——尽管它们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随时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在媒体上发表了几篇转发数还不算少、点击率还不算低、影响力还算不错的文字，就沾沾自喜或者怡然自得。其实，真正的好文章，可能永远都不存在，它们早被我们自我审查掉了，连胎死腹中都说不上。

言人之声的时事评论在这个时代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如果高速公路上唯有牛车，那么我们筑它作甚？但另一种景象同样荒诞不经——假如人人都拥有一辆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莲花，那么在现有的公路网络尤其是城市道路上，它们不同样是牛车吗？更不用说，那些动辄两三百码时速的赛车，当你在拥挤不堪的城市道路上嗡嗡嗡呼啸而过，罚单也为你准备好了。

内容和渠道何者为王，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王和士兵亦常常交换场地，用时髦的说法或许可以叫“转型”。其实在当下，需要转型的不光是纸媒，门户网站也有个如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特点的问题。但是，手机客户端就一定是未来不变的王者吗？当内容被手机绑架着朝向碎片化、低智化、娱乐化、短命化、廉价化……迅跑时，我既看不到内容的未来，也看不到渠道的未来。

不用说，我所在的媒体也在积极转型。我也偶尔为自家的客户端写点评论稿。但是，面对编辑一再要求选题须偏向“网红”的窘境（所谓偏向其实也只是客气的说法），我茫然无措。这两天，我在忙着跟几位同好捣腾一个名叫“严肃评论小团伙”的互推群，而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折腾，想来也是很凄凉的。

好在，总有一些尚葆有基本责任感和公益心的媒体，还在跟我们这些“严肃评论”作者一起坚守着某些人类共有的尊贵价值，真乃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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