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文丨韩福东

2015年元月，我仍一如既往给新京报、华商报和上海商报撰写时评。姚贝娜死了，在病房外“焦急等待”的记者被卷进了舆论风暴眼；京津冀一体化加速，河北燕郊到北京的动车开通了，但已断头4年的徐尹路却还在那里悬着；湖南大学做出的2013级17名外校硕士研究生入学决定，则面临愈演愈烈的“寻租”质疑……传统媒体按部就班在其议题设置中将这些新闻事件列入“重要”序列，我则按部就班针对这些事件表达四平八稳的观点。没有惊艳，这些观点中的核心论述似曾相识，已经被不同的意见领袖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针对类似的新闻事件，做过大体不差的表达。

本质上，时评人并无多少理论创新能力。考验他们的，首先是判断力，然后是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以及论述技巧。一位学术大师，未必会对正在发生的争议事件有正确的判断力，尤其很多事件的判断需要借助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在信息流布早已扁平化的今天，一个足够勤奋的时评人，在了解主流社科知识的基础上，凭借对现实议题的敏感把握，以接地气的语言对那些并不需要太多高冷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已经越来越不成其为问题。

问题只在于，中国的时评人源于自身的封闭性。

如果说，过去的十年，尚可算是时评的黄金十年，那从2015年以后，时评作为一种文体，已堕入万丈深渊，不知何年才能浮出水面——之所以留个“浮出水面”的悬念，是因为早年被时评追逐着堕入深渊的杂文体，在冷寂了十年后，又有被热捧的迹象，王五四的横出江湖即是明证。时评或许会因循类似的轨迹？

杂文最初凭借着泼辣的常识话语，道尽对颟顸权力的愤懑，它止于讽刺挖苦的表层，解气固然解气，却常常给人未触碰到核心症结的观感。在有些略显专业的问题上，以中文系常识思维做包打天下的理论，就可能会闹笑话。杂文更多的是抒发一种情绪，适合于特定的官民关系场景。时评则更多具有启蒙意味，借助了当下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话语，它潜意识中暗示着这个社会似乎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平心静气讲道理的了。

时评火爆的时候，几乎每家都市报都开辟了评论版面，有的甚至每天3个版，周末再加一份评论周刊。中国因此诞生了一批职业的时评人，靠输出观点和文本而赚得瓢满钵满。这群人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圈子，虽然每年总也有些新人进入，但迭代的速度过慢，观点和文本的重复性所导致的结果是，时评人先于读者厌倦了时评。

我进入媒体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华夏时报》评论版。那是2002年，这份北京排名靠后的日报，每周一到周五却领先全国推出两个版评论——一版国内评论，一版国际评论。就当时而言，恐怕还没有一家纸媒给予时评这样大的空间。评论部主任是莫之许——现在国内评论的尺度早已容不下他，副主任黄章晋（魔鬼教官），他不久前创办了“大象公会”，强调“知识、见识、见闻”，“提供最好的饭桌谈资”。他还是在走评论路线，但已和传统意义的时评迥异。“大象公会”2015年宣布获得a轮融资。

《华夏时报》评论部是报社内部最为强势的两个部门之一——另一个是影响力周刊。但它很快就夭折了，新的报刊领导者将报纸转向为北京都市生活服务，不再需要这些板着脸孔的时政分析。这之后，华夏时报也经历了多次转型，但时评从此再未受到2002年初那般的重视。华夏时报评论部是一个早熟的瓜，它在时评最为红火的时节奇异消散，但也预示了这种文体终将到来的命运。

华夏时报评论部的成员包括安替、柴子文、时寒冰和王民儒等人。他们现在大多也还在写一些评论性的文章，若即若离。我则在2002年下半年转型做了记者。曾有一次机会再以评论为主业的机会，记得孟波参与《新京报》评论部创办时，曾邀我加盟，我简单思考后即做了婉拒。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对探寻事件真相与细节更加着迷。从此只把评论作为副业。

这两年，我的评论方向又有变化，时评之外的历史评论占据了我大半的精力。这个转向和我的采访取向变化相合拍。我对旧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相信，我通过采访和爬梳档案等行为所发掘出的历史信息，其价值会超过新闻采访所发掘出的信息价值。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发掘出包括有些专业历史学者也尚未发现的大量历史细节。我去过的那么多的地方档案馆现在仍在支撑我的信心。

张鸣老师不止一次笑称我为“南都首席历史学者”。这个称谓在晚近的几年的确比“南都首席记者”更契合我的职业定位。但终究，对新闻的敏感构成了我的一个优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写作套路虽然陈旧，但有时又很有效。历史评论因此在当下中国可以当作另一变种的“时评”来看待，它有讽古喻今的内涵在。

但共和国史终究是一个禁脔。2015年的更多时候，我写的是民国史评论。

和新闻采写在特殊国情托词下所遭遇的限制一样，共和国史的言说空间，也逼仄得骇人听闻。2015年，我能公开发表的关涉共和国的历史评论文章屈指可数。《储安平的撒娇》的发表对我算是一个意外惊喜。历史学人有时太过别有怀抱，借神化他人来浇自己心头块垒，储安平的形象塑造过程也透露出这种气象。言说的困境，有时来自权力的压制，有时则来自内心既定的立场。

2015年，我的微信公号“韩福东“（ID：lishiyuxianshi）的粉丝达到8万多人，然后就难见增幅。和那些组建团队专门为公号撰写文章的人比起来，我的确是过于偷懒了，从来都只是将在传统媒体上刊发的文章，复制粘贴过来而已。

微信公号给评论带来了一些新面目，言论边界的突破是有的，但很有限，有的公号因此被封。更多的变化体现在文本呈现形式上，逗逼和卖萌成了主流，大家不喜欢严肃的说教。

粉丝数和阅读量最终告诉我们，时评其实是非常小众的读物。它远远比不上段子号，也无法和那些更廉价的心灵鸡汤争短长。除非你贩卖极端民族主义，或者不顾封号的风险说一些原本应在墙外开放的话语。

都市报的时评虚假繁荣，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刻。曾经有一个朋友，写时评最不喜在有全国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不同省份的都市报他多能找到一块发表的阵地，一篇虽只有三五百，但各报的稿费加起来相当可观了。编辑们也但求本省独家即可。这样的日子似乎已不可复制。几乎一夜之间，各地的深度报道部和评论部成了最先被瘦身的对象。

我不再给华商报写专栏了，上海商报则干脆在2015年关门大吉了。新京报每周大抵还给我留一篇专栏的位置，这份报纸刚获得《新周刊》的“年度传媒之报纸”奖，颁奖词说：在纸媒的寒冬，它以新闻专业精神坚守阵地，又以融合思维在新媒体领域开疆拓土，益发器大声宏……以恒定的关怀社会的价值观回应读者和时代。

“恒定的关怀社会的价值观”受到赞赏，但更受推崇的恐怕还是“以融合思维在新媒体领域开疆拓土”。传统媒体的专栏作者，地位早已不及一个网络大v。我很早就觉察到，在新浪微博拥有33万粉丝，在很多场景下比我在n个媒体写专栏都更容易赢得喝彩。微信公号上崛起的一批评论人，也在重复微博大v曾走过的荣耀之路。

站在最潮头的其实是那些所谓的科技评论者，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科技对时代的深度改变，以BAT为核心的科技公司激发了所有人对未来的想像力。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评论界的“政冷经热”，在时评逐渐连安身立命的舞台都近消失之际，那些科技评论写手动辄上万元一篇的软文，已在业内被视为理所当然。商业的触角无孔不入，以评论者的独立性丧失为代价。

我的一位科技新媒体主编，私下里对行业内评论的评价不高，认为文本、逻辑与洞察力的平均值较传统写作者为低，只是他们有运气和敏感进入了这一领域。可人间不就是这样吗？选择常常比努力更重要。作为记者圈中被打趣的所谓著名的“靠码字全款买房”的传奇，我也从高产的报道、评论、新闻、历史的写作中出走，进入了一家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在这之前，我也尝试着写了些新媒体和科技分析稿，业内的评价似乎还行。现在，我要以更切近的考察来理解和传播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商业脉动。

本质上，我仍是一个新闻人，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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