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时代，我只想安静地写字

文丨西坡

多年以后当我回望2015年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一年是一个最初不起眼日后却越来越显重要的转折点，也可能觉得这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身处历史之中的我，现在还看不分明。

2015年年初，我离开待了十年的北京，毅然放弃马上到手的“买不起房”的资格和“摇不上号”的资格，那是外地人连续五年社保才能换来的荣耀。在春暖花开的苏州，提前几个月来打前站的老婆正在等着我。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后来每次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北京的地下通道、公交站等平淡无奇的景象时，胸腔都会起伏不已。

我不愿意承认内心对北京的怀念，因为记恨北京排斥外地人的严苛政策。就在几天前北京积分落户政策出台时，我还应约写了篇《北京积分落户这根胡萝卜，有多少驴子能吃到？》。在我看来，即使“用尽毕生考试的技巧、花尽祖孙三代攒下的家底、耗尽祖坟冒青烟留下的运气”，也未必能如愿通关，因为“300万人口的“天花板”注定了这游戏有多难。然而怀念北京不等于怀念北京的政策，那里毕竟有我的十年青春和大半个朋友圈。

出京之前我写了一篇《我的前半生》，以《一次卖艺又卖身的自媒体实验》为题发在了我的微信公号“毒舌的毒”上。因为我是裸辞，当时也没有做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的准备，所以这是一篇求职文。我把自己从大学开始的选择和经历和盘托出，期待能找到伯乐。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主意多半难以遂愿，于是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毒舌的毒”在长江沉船事件发生后，由于“大量用户”的帮助，被永久封号。最后一篇文章是《有人负责歌唱，有人负责死亡》，没成想自己才是负责死亡的那个。近两万名关注者和上百篇文章一起烟消云散，这件事让我感到文字在这个时代的易朽。有一次我想找一篇以前发过的文章，发现电脑里竟没有存档，于是我凭着仅有的印象去网络上搜索，那心情简直就像孩子被拐卖的父母，终于在一名网友的博客上找到，如获至宝。

“卖身”不成，沦为自由职业者，我却没有失落而是欣喜。无他，自由职业恰符合我惫懒的习性。刚来苏州那段时间正赶上草长莺飞的江南最美时节，每天写作之余看书，看书之余闲逛，闲逛之余发呆，发呆之余思考。

没有了上班打卡的束缚，远离了文化中心，反而能更清楚地反思自己。每日规律地上下班乃至加班，未尝不是以战术上的勤奋代替战略上的偷懒，尤其对创造性的工作而言。

刚离开北京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趁着有大把时间系统地阅读一批严肃的思想性书籍。不限定领域，但必须是经典的、信息量大、能启发思考的书。自从2012年入职新京报评论部以来，三年左右的职业时评生涯已让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竭泽而渔。

写作好比一场远征，读书便是补充给养。所谓“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没有源源不断的补给，写作将变成自我重复，言说将变成唠叨。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评论人在长征过程中还要持续短促突击。“每役必与”是基本的，有时一场战役要参战若干次，比如天津爆炸、长江沉船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大新闻才好做评论，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一种。

朋友问，这样下去你不会有危机感吗？危机感时刻都有，尤其是成为无业游民之后。连续几天没有编辑翻牌子，会忧虑生计；写得太频太杂，会忧虑成为不自知的万金油；写完网友叫好，会忧虑是否不经意迎合了受众；写完网友骂娘，这个倒没什么可虑的。

时不时的，还要被迫解答“批评者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这个终极问题。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农民从来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种粮食，工人不需要解释上班有什么意义，偏偏写作者总要解释自己为何存在。有时是别人问，你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评论这个行当；有时是自己问，唯恐自己成为不创造价值的寄生虫。

其实寄生虫哪有那么容易当。一无权无势，二无依无仗。后来我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答。我靠什么活着？写评论。编辑为什么约我写评论？因为报纸有评论版、网站评论频道。为什么有评论版、评论频道？因为读者需要看。把评论理解成一种产品，把编辑理解为产品经理，那么我就是最开始那个码字工。码字工不是贬义词，只是客观描述而已。如此一分解，就不需要再自我怀疑。

不过偶尔也需要开启一下上帝视角。从长远来看，我从不忧虑评论这个行当会有被淘汰之虞。国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公共时政写作最重要的支撑。这是大势，不因短时的口袋松紧而改变。阵地会转移，但经得起检验的观点永远都有市场。

前两年做编辑约稿的时候有一种感觉，现在评论人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老一代评论人要么已退出战斗，要么随着职务的提升写的越来越少，最近开网店也成了潮流，而新一代评论人并没有形成规模。很明显，在这个“融资”“估值”“A轮”“B轮”才是主旋律的时代，评论这个行当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

常听人说，十年前都市报刚兴起那阵才是评论的“黄金时代”。翻一翻当时的报纸，确实有这种感觉，当时的评论视野都比较宏阔，启蒙色彩很重。许多文章现在的报纸可能已不方便发表，其实发出来也未必有当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效果了。

想起一个故事。某天，编辑转给我一则读者留言，她先是表达了对我文章的喜爱，然后说，“请问西坡老师是属于大叔级的还是爷爷级的？”这个故事固然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可以说是夸我文笔老辣不像88年的，但更多的意味可能是外界普遍认为做评论的都是老头。

2015年，评论遇到的挑战必须包括微信。与其说微信冲击了传统评论的影响力，倒不如说微信让评论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在营销号、地域号、八卦号、养生号的包围之下，时政类的公众号并没有多少存在感。那些我们自我感觉不错的评论文章，传播范围却很难超出媒体人的圈子。

我们要找到听众，首先要找到自己。

评论需要改变，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讨好年轻人，尤其是用一些网络流行词就觉得自己接地气了。也不应该无条件向“10万+”的微信文章学习，那是自乱阵脚。评论应该永远做舆论的引领者，而非跟随者。如果引领引领着突然发现已经没人在后边，那当然可悲；可如果屁颠屁颠跟在舆论后面，固然可以赢得一些叫好声，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多元的观点市场，评论人的本质就是观点生产者。

时评八股文早就应该抛弃。千文一面，千人一面，没有网络它们也早晚令读者厌烦。归根结底是因为时评八股是一种无主体、无受众的文章，表达者的定位是模糊的，一会是假装指导政府如何施政的国师，一会是假装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受过教育的民众可以为自己代言。还有一种文章，是电影《一步之遥》中讽刺的“公众姿势监察官”，总是致力于挑剔别人的逼格，而不讨论真正的问题。

记得有评论人感叹，写过几年评论，发现天底下已没有新鲜事，似乎所有的问题自己都已给出过高明意见，但到头来一件事都没有按自己的心意改变。他是在表达文字之无力与痼疾之难治，其实“一支笔写出新社会”本来就是文人的自负和天真。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可谓“一言而动天下”的代表，但若没有蔡锷拥兵云南，也推翻不了复辟帝制的袁世凯。

文章当有益于社会，但功在长远，变在人心。还好我有这份自觉。

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专长，至少我实现了“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愿望。写了这几年之后，我没有收获指点江山的豪气，也并不觉得自己曾误人子弟，有时候我们是观念的传播者与普及者，有时候我们只是帮读者更准确地读懂新闻。在写作、阅读、爬梳新闻的过程中，可以丰富并改善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认知，这便是最大的收获。至于自己能改变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做自己的事，让别人去盘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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