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难处，表达的困境

文丨萧锐

前几天看朋友圈，一位同事在晒出差途经的城市，照片里车站是湖南永州，很熟悉的一个地名，不是因为“永州之野产异蛇”，而是因为这里曾有一桩公共事件以及事件的主人公为公众所熟知。可是看到同事朋友圈的那一刹那，那个曾经很多次出现在笔端的名字，就在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哦，是唐慧，经过提醒才想起来。唐慧，那位很多年与上访、劳教以及未成年女儿的强迫卖淫案纠缠在一起的母亲。

想不起来，会很惭愧，但这些年从事时事评论写作，从业余的以工养读到成为职业，又有多少陌生新闻当事人的名字，彼时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的视线，又不知何时，悄无声息的离开，甚至名字都不一定能记住多久。事情变得习以为常了，这可能不仅是新闻事件在一个时事评论作者眼中的记忆起伏，其实也是其比较真实的公共处境吧。

2015，如果说要选择一个名字，可能是徐纯合。还记得2015年5月2日，休假间隙无聊地翻看微博，不只一次看到一则语焉不详的涉枪命案，但由于假期的冲淡，前期并没有太多人关注，直到事发几天后，报道才姗姗来迟。黑龙江绥化的庆安火车站，农民徐纯合在5月2日被一击毙命。

一个农民的死亡引发举国讨论，上一次类似的场景还是浙江乐清村长钱云会之死，2015年的五月，轮到东北农民徐纯合。以评论文章的方式正式介入庆安枪案，已经是事发五天后，即便如此，我写的那篇《庆安枪案，被维稳压倒的真相》却成为部门公号“有难度”第一篇阅读破10W+的推文，而且只花了短短几个小时。如果套用现在流行的微信爆款推文分析框架，庆安枪案的首篇评论可能胜在第一落点，彼时不仅传统媒体尚未充分介入该案，评论文章也还几乎没有。

随后的几天里，包括“有难度”微信公号在内，加上其他媒体约稿，我陆续撰写了《庆安枪案：一场民权与警权的遭遇战》、《庆安枪案十日祭|免于恐惧，才能心生敬畏》等多篇与庆安枪案相关的文章，加上约请律师斯伟江撰文分析监控视频，以及同事撰写的几篇文章，“有难度”公号那几天里不停跟进庆安枪案的进程。与此同时，我还应邀参与了一场腾讯客户端关于“庆安枪案”的网络讨论，讨论嘉宾包括当时已经在庆安当地的律师，而就在实时讨论的那几个小时里，律师在庆安入住的酒店还遭遇“警察查房”的风波，嘉宾不得不中断讨论、换住处，当时这个实时细节直播到了讨论中，彼时情势已经十分严峻。

每一起热点案件的公共讨论，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那种匆忙，因为很多人知道，没准下一秒钟，讨论就要戛然而止。庆安枪案，同样没有例外。与前期热络的网络讨论相比，话题的迅速降温也为公众所经历，随后的一段时间，东北小城庆安，突然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被推上国内新闻头条，因徐纯合案被吸引来的公众舆论由于无处落地而变得焦躁和愤怒，5月14日写的那篇《庆安官场“余震”，拔出萝卜带出谁》，已经算是庆安枪案的收尾，尽管那篇评论中，已经没有再对枪案做任何展开。

徐纯合之死，其实注定要无疾而终，翻一翻2015年这一整年，写过、关注过的热点事件，或者再往前翻一翻这些年曾经热络的新闻话题、新闻当事人，可能都不免心生感慨。新闻热点无疾而终，这一度成为一些媒体定期梳理的视角，而在梳理的最后，往往又成为一场相互指责的乱战，有人会批评新闻的没有定力，不能咬定一个问题追到底，新闻人又埋怨公众的遗忘，关注视角的转移，甚至对所谓新闻周期的掌握，成为一些人贩卖舆情分析和服务的切入点。这些年，新闻没有进展，对付新闻却已经日臻成熟了。

我在学校学了近十年法律，还没出学校就开始写作各类与法律相关的时事评论，到现在，甚至更有了一些领域与方向的固执，尽可能不对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发言。回看2015年讨论的话题，2014年已经写作不少的司法改革、冤假错案，以及与之相关的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几大机关，几乎每一次动静，在2015年依然有跟进、关注和一些分析。说到个人认识的些许进展，可能在于从对宏观改革的鼓励、期待逐渐转向对宏观改革的微观落地予以个案观察。这一年，看到过很多改革措施的落地，彼时说话已经足够审慎，“还需要再观察”、“有待继续观察”成为常用的话，不是身为评论作者的狡猾，而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与改革举措背道而驰的个案遭遇，程序不被尊重，律师遭遇敌视，甚至一边在纠正冤假错案，一边却用以往同样的方式、思路和逻辑在编织新的所谓“铁案”，不能乐观，无法乐观，这可能是见多了新闻事件的走向之后，所能有的最审慎的态度了。说到个案，比如聂树斌，从我正式入行开始到现在，又五年过去了，聂树斌案的起伏波折，其实要比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发布更能代表当下国家的法治状况。国家法治的进步与否，当然可能与每一项改革措施息息相关，但任何一项改革，他的福泽无法普适性地关照到具体的案件、具体的人，则改革初衷与实操之间，便一定存在落差，而且可能是非常大的落差。

2015年前半年，折腾了好一阵子微信公号，因为被销号了几次，伤筋动骨，伤了元气，也顺便失了兴趣。微信公号作为另一个新的平台，不出意外地曾被人们视为一个新的机会，但一路走来去看，微信公号里做的成功的，可能也还是休闲、娱乐、养生、美食和各种段子吧。严肃时政内容的新媒体呈现，其实没谁是真的想清楚、找到出口的。读硕士时的论文方向，我选的是网络表达自由的话题，当时还曾固执的认为，新技术手段（当时还是博客）对公民表达这一宪法权利的实现，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再看，倒是真的不可估量，比如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但即便是一辆专车的合法化，都面临那么强大的阻挠，其他对技术赋权的期待，可能也就只能继续期待了。

要说到这一年里最大的欣慰，可能还是年末刚看到的一则新闻进展。11月下旬，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公布，一位昔日新闻的主角——前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从一个需要律师提供帮助的弱势公民，高分通过了司考，行将开启他的法律人新阶段。还记得几年前的重庆系列劳教案，包括任建宇在内的诸多因言获罪普通公民，经由律师界、法学界以及舆论的努力，得以重获自由。现在想起来，物是人非，有朋友说他热泪盈眶，我不认为这是夸张的修辞，在11月22日的南都社论《冤案当事者新生，司法须记取教训》里，我说到那种让人“不管目前状况如何，依然相信法治”的信念，这应当是足以支撑很多人，依然乐观的原因吧。

三年前写过一篇记者节的社论（后来就再也不写了），题目是《致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里面有几段话摘在这里，作为这篇2015年回顾的结尾，给自己鼓励，也与同行共勉：

可以隐忍却不容回避，可以疗伤却不言放弃，可以一时颓废却无法轻言退场，因为新闻仍在发生，所以新闻人依然奔波于路上。此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为职业特质，投身于此的人们，不能忘、且须尤其珍视这“最好的时代”所赐予记者的在场机会与庄重使命。因为“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也因为一代代新闻人血脉传递着的“言论报国”情怀，更因为社会一如既往地期待着，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可堪重任，能够“无所私无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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