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户籍部门避重就轻的回应，还是当事人的自我辩解，都没有阻止舆论逼近真相：1月22日消息，陕西神木“房姐”的户口增至四个，除之前爆出的两个外，还有两个户名为龚爱爱的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

　　在之前“两个户口本”的新闻背景之下，神木警方曾回应称，2007年3月，龚爱爱户口由山西省临县迁入陕西省神木县。按照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称，龚仙霞与龚爱爱应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成的。

　　这个烫手的山芋被神木转手一扔，却牵扯出更多的户籍乱象。现在，房姐”的户口已由两个增至四个，不但“工作疏忽”的理由成为了笑柄，更多地方、更大范围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不得不长叹一声，“房氏家族”威武！“房姐”和正在调查中的“房妹”事件主角翟振锋一样，都是出自手握资源的部门(一为钱，一为房)，都是多个身份、多处房产，一样在公职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意，一样面对权力变现、权力自肥的嫌疑。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轻松操弄现有制度和规则，通过户籍造假四两拨千斤转移消化公共资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该惊叹“房氏家族”腾挪的手段了得，还是该惊叹户籍制度鹑衣百结的管理现状？

　　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支撑，作为医疗、养老、住房福利的分配依据，甚至作为治安管理、抓捕通缉的重要手段，户籍制度多少年来在改革的声浪中岿然不动，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制度刚性。因为它的存在，多少年轻人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高考，多少老年人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看病才能享受医保，多少小夫妻为了一张准生证跑断了腿……即便老百姓为维护其权威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却也不能阻挡它对权力“服软”和“网开一面”。“房氏家族”的发迹史和百姓生态互相参照，我们看到了号称最严格的中国户籍管理的两面性：在兰考大火中七个罹难的孩子面前，它是刚性的——— 他们因为不能落户而失去合法身份；在“房姐”、“房妹”面前，它是弹性的——— 她们或他们可以随时变造身份转移或隐藏财富。给普通人增添麻烦，给特权提供便利，这样的社会规则不但在自证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使“规则”和“制度”本身失去社会公信，让更多的社会成员选择相信和服从“潜规则”。

　　虽然其存在的合法性屡遭质疑，但户籍对现有制度体系仍有底线意义。它被特权操弄，可以引出更多让人忧心却十分合理的推论。

　　一则，户籍尚且如此，依附于其上的医疗、教育、养老权益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为普通人设障，为特权让行。而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后者与前者也会互为因果；二则，处于中国官场末端的处级干部甚至科级干部都能如此轻松的户籍造假，波澜不兴穿梭于各个身份之间，更大的权力要搞定制度该会有多么轻松。那些被舆论围追堵截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谁，他们如何在体制上攀附结痂？“房姐”、“房妹”事件让我们得窥一斑。

　　如同过往的“房叔”、“房婶”、“房妹”一样，“房姐”的调查虽然缓慢，却也在推进。对于单个事件而言，公共舆论的高压之下，真相不远。但对于制度管理的普遍性弊端而言，社会改革任重道远。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中国新闻网

　　母鸡会下蛋，不稀奇；户口会“下蛋”，却非常稀奇。据说，最近在“江湖”上很是火爆的神木“房姐”龚爱爱，一个人独占四个户口，并且，其中一个还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含金量极高的北京户口。倘若户口不会下蛋，“房姐”的户口，为何能够“一变四”？

　　地球人都知道的是，公鸡如果下蛋，那肯定是变异了；同样，户口会“下蛋”，肯定也是那些操控户口的权力之手，在钱权交易等复杂的因素之下，也变异了。据说，“房姐”的第二个户口，是由于经办民警疏忽所致，好吧，姑且信了，那第三、第四个户口，还是民警疏忽吗？

　　没人是傻瓜，自然也就没人相信所谓的“疏忽说”了。有钱确实好，房子不是问题，户口也不是问题，想要几个就有几个；甚至，让人隐约觉得，好像警察的户籍室，就是人家自个儿开的。只是，我实在搞不懂，弄这么多户口干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还搞不懂的是，那些经办的警察，究竟溃败在多少人民币面前，竟让其忘记了职责、忘记了法律。

　　面对制度上异常严格的户籍制度，我等草根屌丝，历来只有仰视的份儿。然而，在金钱开路中，户籍制度却脆弱得像一张薄纸，一戳即碎，说让“下蛋”，便勤奋地下了一个又一个。“房姐”无疑是威武的，可是，被威武“房姐”踩在脚下、随意揉捏的却是法律的尊严及制度的刚性。悲夫！

　　但是，“房姐”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据报道，郑州“房叔”翟振峰，全家四口人，人人俩户口。面对此种神奇的景象，我等实在是无语凝噎呀——这年头，自己的户口倘不会“下蛋”，真都不敢说自己混得好啊。谴责，必须的；愤怒，必须的，可在谴责与愤怒之后，兄弟我又不禁乐而开怀：因为僵尸户口的存在，说不定中国人的数量，能比13亿少点。

　　不过，转头想想，这只能是臆想，人咋可能少呢？咱们还是现实点吧，一起来发问：为什么“房姐”能搞到四个户口？究竟是谁给她造了假，会为此付出代价吗？搞这么多户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中间，到底存有多大的猫腻？……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华商报

　　近日，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曝有两个户口，在京有20多套房产，价值逾10亿元。此事曝光后，神木警方已将龚的虚假户口“龚仙霞”注销。可媒体查实，“房姐”龚爱爱至少有4个户口，除了此前被曝光的两个户口，另两个分别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户名均为龚爱爱。（《京华时报》1月22日）

　　自从“房妹”全家都是双户口的新闻被曝光后，公众对于户籍管理中的腐败混乱，早已不敢再有“仅为个案”的奢望。对于双户口“房妹”之后又曝出至少四个户口的“房姐”，公众其实并不特别惊讶。疑惑的只是：“房姐”究竟还有多少个户口？神木警方总不能再说“工作人员输入失误”吧？那个“值钱”的北京户口，又是怎么弄来的？倘若假户口如此好弄，不仅房屋限购什么的注定都是浮云，富人个税申报与官员财产公示，岂不也都只能对君子有效？

　　现实生活中，户籍藩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它让福利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成为客观事实。附着在户籍上的特权和福利确实太多，以至于户籍改革举步维艰。可对于“房姐”这样的人而言，户籍简直就是想要多少就能弄到多少的废纸！谁能知道像她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又平白无故地给国家增添了多少虚拟人口呢？

　　从全家双户口到一人至少四个户口，“户多多”不只是一时一地的个案。借之以隐匿财产、洗白黑钱也好，借之以突破规章限制以获得特权待遇也罢，“户多多”不仅凸显了户籍管理中的制度漏洞和监管混乱，更让户籍腐败无处遁形。可事到如今，除了地方上使用各种低估公众智商的解释来应付舆论外，并没有一个所谓“相关部门”出面给公众一个交代，更没有承担责任并向公众道歉的意思。

　　相比最近频频出现的“热回应冷调查”，这次的户籍腐败在回应上竟然也是冷的。因为“户多多”在隐匿腐败财产、洗白黑钱以及逃税漏税、规避政策等方面，都具有不言而喻的“助腐”作用，因此整治“户多多”，不仅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突破口，也是健全反腐制度必须补上的漏洞。

　　“相关部门”不该任由神木警方以“工作人员输入失误”之类荒谬谎言敷衍民众，不该将更多潜在的“户多多”交给媒体去曝光，更不该让那些在户籍腐败中进行权钱交易的双方继续逍遥法外！“户多多”的制度漏洞应该怎样去封堵，在身份证中输入具有唯一性的指纹信息能否轻松甄别“户多多”？户籍民警不受制约的特权，又该怎样去限制和监督？利用假户口隐匿的财产一旦事发是“不影响财产归属”，还是视同无主财产而予以严惩？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一个“相关部门”站出来道歉和担责。

　　相关评论：

　　双户口岂能“不影响财产归属”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中国青年报

　　陕西“房姐”、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前副行长龚爱爱被证实在北京共有41套房，总计9666.6平米。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的这一消息非常轰动，各种愤怒、嘲讽和无奈潮水般涌上互联网。

　　不仅仅是这位陕西基层干部的财产量令人瞠目结舌，它还带来了人们的无限联想：如此不经查，如果扩大调查范围会发生什么？是否还有其他“房哥”、“房姐”藏着，北京等大城市里又有多少房子属于贪腐者的“赃物”呢？

　　贪腐者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但一个县级银行副行长能有在北京一地购置41套房子的本事，有多名警察帮她违法办户口，足以见得我们制度监管的漏洞不是一丁半点。龚爱爱在买下这41套房子时大概没有想它们有一天会成为葬送她的铁证，她的贪腐几乎有半公开的嚣张。

　　从重庆艳照案到这起房案，落马官员数和房子的套数及平米数都创下新纪录。这些案子的喷涌而出给社会留下强烈印象，增加了人们对腐败泛化的推测，削弱了社会的信心。

　　如何对付这些尖锐的腐败现象，拿什么强有力的制度性措施对冲人们的失望，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人对这个国家的基础性认识，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人心向背。

　　反腐败已经注定成为当下中国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头等大事。如果倒退一两年，这个任务或许还能适当讲求节奏，但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紧迫。立竿见影的进展成为一种必需，社会已等不得它“按部就班的出现”。

　　中国公众的廉政要求和国家实际廉政能力不相匹配，这已经成为现阶段突出的社会紧张之一。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能力快速增长，暴露了以腐败为中心的一些惊人疮疤。一些人将这些疮疤看成社会整体面貌的缩影，这些看法的不断蔓延不太可能永远在量的层面积累，它们会导致一些今天尚难预测的破坏性断裂。

　　对治理腐败下猛药看来已很难避免。猛药或许会伴随一些额外的风险，但不使用它，很难大幅度恢复社会信任。

　　建议官方在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的问题上加紧研究，尽快制定能得到公众信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此外官方有必要在这之前对官员房产做一次严格的普遍登记，并做较大范围的抽查，抓一些腐败的典型出来，以此逐渐建立社会对现行监督制度能够起作用，它也能够通过改进与下一步财产公示对接的信心。

　　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尚支撑不了发达社会水平的廉政，但这不能成为官方向民众解释的理由。官方唯有加大贪腐的治案力度，尽其制度建设的所能，把对这个问题复杂性的理解留给民间自行体会和领悟。

　　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不仅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中国在越来越激烈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民心不仅有着历史宏观上的重要，它的现实重要性也很真实，是各种难题得以化解的基础。因此近日媒体反复说反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此话一点不虚。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环球时报

　　陕西神木“房姐”事件目前仍在发酵之中。“房姐”龚爱爱不仅房子多多，而且户口多多，至今查出的4个户口其中一个在北京。据悉，龚爱爱的北京户口系非法办理，已予以注销，当事民警被停职和禁闭。

　　一个人房子多，可能因为有钱，也可能涉嫌违法，但一个人户口多，那绝对涉及违法。中国公民只能拥有一个身份证，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无论是制作假证件，还是骗领身份证，都属于违法行为。当舆论曝光龚爱爱拥有两个户口时，她曾解释这是自己愚昧无知。而如今人们知道，她至少拥有4个户口，难道这只是双倍的愚昧无知？

　　在国内，要伪造身份证可能容易一些，大街小巷厕所墙上都贴满了这类广告。可要经过正儿八经的程序办理一张真的“假身份证”，却非常难。这不仅是因为每个身份证信息都登记在案，可联网查询，还在于每张身份证背后牵连到一个人的户籍信息以及社保等福利待遇。比如，只要拥有北京、上海等地户口，其子女便可享受当地的公办教育，而不必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打破了头都进不去。龚爱爱同时拥有4个户口，可见其能量不同一般。

　　让人惊讶的是，被网友调侃为“房多多”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竟然手中都握有多个户口。除“房姐”有4个户口外，郑州“房妹”拥有两个户口，且一家都是两个户口，而刚被曝光的山西“房媳”也有两个户口，其中一个户口落在北京。这不由让人心生警惕：这些人都是靠什么手段非法取得上述身份的？如果说这只是个别户籍民警违法所为，明显没有多少说服力。设若如此，那也表明当前户口登记制度存在严重纰漏。

　　事实上，“房多多”们拥有多个户口的背后，恐怕依然离不开钱权交易的逻辑，同时也暴露了相关制度的多重漏洞。例如，“房妹”的父亲是郑州市某区房管局局长，而“房媳”本人为运城市纪委干部，其丈夫和公公原先分别为运城某县公安局局长和该市财政局局长。虽然至今并不清楚，这些当事人如何获取多个户口，但相关调查不应只停留于表面，而应彻底加以追查。这其中不仅可能涉及财产来源问题，还可能存在贪污受贿多种违法行为。

　　我国《身份证法》对伪造、变造或骗领居民身份证等违法行为均有明文规定，对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何这些当事人（包括派出所民警）敢于冒风险办理多个户口？这一方面说明其中利益诱惑巨大，另一方面或许也表明，相关制度设计仍不够严密，违法成本仍不够高。因此，在对“房多多”进行严厉查处之外，还有必要抓紧完善户口登记和管理办法，堵住制度漏洞。

　　倘若户口制度对“房多多”们形同虚设，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一漏洞也可能被其他贪腐官员所利用。

　　相关评论：

　　房姐分身术如何修炼成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京华时报

　　在权钱交易乃至权权相换的潜规则下，代表一个人唯一身份的户籍也能作假，这对不断深入的户籍改革来说，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

　　安徽凤阳县公安局长陶勇，为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以其本人照片，伪造姓名、年龄等户籍信息，指使西泉派出所所长等人，以“章伟”的名字帮其办理居民身份证，并先后在安徽合肥、江苏南京开设两个银行账户，用于受贿。16日，陶勇案在安徽天长市法院开庭。

　　有些人想弄个城市户口难于上青天，有些人却轻而易举地拥有两个户口，虽然用的是假名、假信息，但户籍信息却是真的。也就是说，在统计户口时，这个事实存在的“假户口”也要占其中的一名。不知道这样的“假户口”在13亿多人中占着多大的比重？

　　这样的猜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仅在最近几起被曝光的事件中，就有多人有着双重身份：郑州“房妹”事件中，郑州二七区原房管局长翟振锋一家四口均有两个户口，共有31套房产；陕西神木“房姐”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被指在北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再往前还有落马官员广东汕尾原烟草局长陈文铸在汕尾和深圳拥有两个名字、两个户口和两个身份证……

　　如此看来，一些官员和领导拥有双重身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转移视线、藏匿财产的惯用伎俩。掩盖在双重身份下的必然是双重面孔，像凤阳县公安局长陶勇，一个身份用于存放自己的私房钱，另一个则专门用来收受贿赂，这种“变脸”把戏无疑让人大开眼界。而“房妹”、“房姐”的双重身份，也可以让其名下的房产数量大而化小，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注意。

　　为何很多人望眼欲穿的城市户口到了这些人身上就是小菜一碟？背后无非是权钱交易以及权力不受监督的滥用。身为公安局长，指使手下的派出所所长伪造身份证，当然是手到擒来，毕竟类似这种监守自盗的做法我们常有耳闻。而房管局长轻松就能弄一个假身份，也击中了户籍管理表面严格、实质却漏洞多多的软肋，在权钱交易乃至权权相换的潜规则下，代表一个人唯一身份的户籍也能作为商品来交换、也能作假，这对不断深入的户籍改革来说，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作假的户口，大多是因为其他腐败而被深挖出来，这是否表明，假如不是因为房产过多、受贿被举报，这些假户口仍会光明正大地继续存在？

　　从中纪委透露的少数官员秘密取得双重国籍，到不时冒出的官员双重户口，给反腐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便是现下呼声很高的官员财产公开，倘若有了双重户口的掩饰，那公开的意义多少会打折。因而，堵死官员的双重身份漏洞，既是反腐败的需要，也是支撑户籍改革的最起码条件。建议不妨把摸查官员的双重身份作为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广州日报

　　对于“双户口”问题，必须进行倒查，看看背后是否隐藏“户籍腐败”。同时，还应举一反三，对可能隐藏而未暴露“双户口”，展开进一步筛查。

　　1月16日，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陶勇受贿、伪造居民身份证一案，在法院开庭审理。除了收受回扣和受贿，身为局长的陶勇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检察机关指控称，2011年2月,陶勇为了开设银行账户、收受回扣和将来隐匿房产的需要,提供其本人照片,并伪造自己的姓名、出生年龄等户籍信息,指使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有关人员,以“章伟”的名字,帮助其办理了一张居民身份证。（《市场星报》1月18日）

　　涉案官员及其亲属拥有“双户口”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拥有11套经适房的郑州“房妹”，一家人都是双户口。刚刚被披露的陕西神木“房姐”、该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就拥有双户籍、双身份证。“双户口”的存在，使一些人成为特权公民，让他们在买房、贷款、交税、计生、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双公民”待遇，并为一些官员逃避监管、违法乱纪，甚至出逃境外提供了方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6条，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因此，“双户口”的存在，是违法的，一旦发现，公安机关应当注销其一。实践中的“双户口”现象，有的是微机化管理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由户籍管理中的疏漏或错讹造成的。对此，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公安部均部署开展户籍整顿工作，要求按照户口登记项目，逐人逐户逐项核对，一旦发现双重户口等问题，及时更正。

　　而一些涉案官员及其亲属的“双户口”，显然是人为造成的，背后隐藏的是“户籍腐败”。根据公安部的《办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入户和签发身份证件，手续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人口管理已实现全国联网，普通人想弄虚作假几无可能。一些人之所以能办成，是因为公安机关出了“内鬼”，有人知法犯法，为这些人指点门路、打通关节。而凤阳公安局局长陶勇的例子，更显示出户口管理难以摆脱不正常的权力干预。

　　因此，对于发现和暴露的“双户口”问题，决不能仅销户了事，必须进行倒查，看看背后是否隐藏“户籍腐败”。户口管理事关重大，即使是因工作疏忽造成失误，也应追究失职责任；如果是收人钱财、故意造假，则应追究受贿及伪造证件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应举一反三，对可能隐藏未暴露“双户口”，展开进一步筛查。

　　延伸阅读：

　　查清“房姐”在京20多套房来龙去脉

　　“房妹”“房姐”假户籍不应注销了事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新华网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专题策划： 搜狐评论 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