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家宝最后一次做两会报告。在报告里，民众第一次看见了自由迁徙这四个字。它从一堆堆数字、一项项成就里面挣扎出来，努力要摆一个灵动的POSE。

　　温家宝在报告里是这么说的：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如果把迁徙看做是地理空间上的一种流动的话，迁徙古已有之，但是在古代，往往作为一种惩罚措施，跟发配、流放联系在一起。水浒中的武松、林冲都曾被刺配过，一代词人苏东坡晚年也被流放至岭南，这样的迁徙，去的都是不毛之地，不是背负着肉体的枷锁就是心灵的枷锁，去得不乐意、不自由。也有群体的迁徙，在战火蹂躏之下，破国破家，被迫成为难民、流民，随时都有不测之祸，无处安放六尺之躯。

　　现在的我们，当然享有迁徙的自由。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民工返乡潮，都说明了对相当一部分民众来说，迁徙已经成了寻常事。而且交通设施的发达，让迁徙更加自由和便利。苏东坡流放岭南，从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跋涉一千五百公里，从春天走到夏天又走到秋天，换到今天京广高速一坐，朝辞皇城根，暮至五羊城矣！

　　迁徙的自由意味着个人拥有迁徙和选择自己居住地的人身自由，也就意味着选择自己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自由。可是迁徙的自由和自由的迁徙还是有区别的。迁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迁徙是为了改善处境、是为了安居乐业、是为了幸福生活、是为了梦想成真。自由的迁徙意味着不仅仅限于肉体的迁徙，还有权利的迁徙和幸福感的迁徙，在目前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当从甲地迁徙到乙地意味着权利的限制和认同感的损失的时候，很难符合自由迁徙这一概念。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人口的迁徙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农村里的闲置劳动力看到了城市打工与在家务农之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差别，于是背井离乡不远千里去城市的工厂里应聘，工厂招到了工人，农民工得到了收入，这是一种优化的资源配置。可是一年年加剧的民工荒、招工难说明这样的资源配置已经受到了挑战。当农民工离开土地，在户籍、住房、教育、保障等诸方面难以求得安稳，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品味着“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这句老话时，大城市对他们而言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他们选择了反向迁徙，留给城市的是他们的背影和一份份招工广告里藏不住的焦虑。

　　通过制度上的改革，给予民众自由迁徙的种种保障和便利，也就赋予了他们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发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在更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民众对社会资源平等占有和享用的权利。这也是一种用脚投票的权利，当你这儿空气污染严重，房价高得离谱，交通拥堵得要命，我可以潇洒地和你挥手告别，毫无顾虑地向心目中的宜居之地狂奔而去。

　　自由迁徙已经出现在报告里面，我们期望着它早日成为现实。

来源： 搜狐评论 钱江晚报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代表委员，讨论最多的一个词，是“自由迁徙”，这颇令人意外。

　　往年总理所作的报告中，首要关注点，肯定是今年的经济增长定了怎样的目标，是8%还是7.5%？而今年，“自由迁徙”——这个出现在论述农业农村工作一章中的词语，被凸显出来，甚至不少的媒体，都以它为标题，引领对整个报告的解读。

　　究其原因，正如政协委员迟福林所说，这是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及；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关注点，正逐渐由宏观的数据，转向更微观的层面。

　　相比GDP等宏大数字，农民工的“自由迁徙”无疑是相对“微观”的，但却与诸多现实问题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大的方面来说，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市民待遇的获得；小的方面，则还涉及如何解决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迁徙”这个微观问题，其实是转型中国一切典型问题的缩影。由是观之，它成为整篇报告中一个最“抢眼”的关键词，似乎并不为过。

　　而对政府来说，也应理解“自由迁徙”这样的微观问题受关注背后的深意，予以足够的重视，为解决问题制定时间表与路线图。去年，我们的教育投入实现了“4%”的目标，今年能否将“自由迁徙”的问题解决好？哪怕一年解决一个这样的“微观问题”，便也实现了总理报告中所提及的“让人民看到希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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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工作报告5日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自由迁徙”这个词，然而物理意义上的自由迁徙早已实现，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然而，虽然有农民工自由迁徙的现实，但公平待遇堪忧，却也是不争之现实。据统计，去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而前年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16．7％，户籍导致的差异，处处烙下不平等的痕迹。

　　正因这种种差异，导致虽可自由来去，但很难驻足，哪怕你是城市梦的创造者，要驻足也得办个暂住证，当然，在公民血泪与愤怒声讨中，暂住证得到了升级，但依然不宜看作公民平权的象征，仍然是鸿沟的代名词。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到公共服务，就是一种社会不公。

　　暂住证背后是户籍制度，可以说，所有的不公背后都站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显然成了自由迁徙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诸多公共服务，如社保医疗教育等，在条块分割的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中，造成了海洋可以穿越、星际可以达到，但户籍不可轻易超过的现实。

　　所谓自由迁徙，顾名思义，既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双向迁徙,。然而，我们看到，农民入城市难，市民入农村也一样难，制度通道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堵上至今。当农民工穷其一生也难有机会成为市民时，必无恒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管理的隐形风险，流动人口成为事故高发人群。而城市通过对农村进行抽血式的对精英人才的吸取，乡村越发没有了前进的智力支撑，从而显示出鲁迅还乡式的破败荒凉感。

　　如果说旧社会通过老爷奴才的为人打上了阶级烙印，而新社会则换上了城乡户籍的马甲，背后依然是紧张的阶层对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时，美国城镇人口出现了空前的集中，带来的社会管理的压力是空前的，但是，正如美国宪法所言，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强行以户籍制度的分割，让农民远离城市文明生活，亦是对宪法人人平等之规定的践踏，对其幸福追求的干扰。

　　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呈现的“迁徙自由”，要有制度实施作保障，否则，纵然自由来去，亦是匆匆过客，“四海为家”依旧是梦。而落实到地方上，必须明确一点，任何以城市承载能力、资源限度的借口来拖延人们自由迁徙的，都是违法行径。从长远来看，人为制造樊篱，造成社会对立，都是制造不安定的因素，加剧社会风险。

　　因此，自由迁徙，幸福生活，当从制度保障开步。

来源： 搜狐评论 四川在线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自由迁徙已经是现实，但农民工没能享受公平待遇，这通过改革来解决。(新华网3月5日)

　　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本国范围内自由迁徙，本是极其自由的事情。《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一国公民有在本国自由迁徙的权利”。我国的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1955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等，从实际操作上否定了迁徙自由，1978年宪法更是直接取消了迁徙权。以致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要为“自由迁徙”而呐喊，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自由迁徙”而欢呼。

　　在计划经济年代，公民注定没有迁徙权。这是因为，我们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以职业为特征的阶层的划分，有城乡差别，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自由迁徙不太可能;而各种生产、生活资源都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得自由迁徙没有必要;而计划经济下，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对于公民人身的控制，以方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自由迁徙也不被允许。所以，1954年宪法规定的迁徙权注定是要落空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农民纷纷洗脚上田进入城市，为城市的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汗水，而城市公民则不停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搞活经济，广大公民们用自己的双脚在实践着迁徙权。而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可以说，为公民的自由迁徙打开了外在的、看得见的束缚，但是，公民们仍然被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捆绑着，我们离迁徙权还很远。因为迁徙权作为一项权利，不仅是公民可以行走于不同的地方、城市，更重要的是，公民能在每个地方得到应有的福利和权益和关怀。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身体虽然进城了，但他在子女入学、社保、医保等各个方面受到限制，他们在城市仍然是“二等公民”，迁徙权无从谈起。

　　但是，在时代文明进步的今天，迁徙权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体现。其一，迁徙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资源、信息、人力能自由流动，由市场自由调配，到里需要人才，人们就流向那里，就能更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用户口等将公民无形的捆绑，就束缚了市场的活力，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其二，迁徙权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宪法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迁徙权，城乡之间存在差距待遇，人们限于无形束缚不能自由流动，就是对人的岐视，就是对权利的不尊重。因此，只有尽快地将迁徙权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促进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权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和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自由迁徙”这个字样，说明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自由迁徙”的重要性，并将通过改革来落实自由迁徙，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我更希望“自由迁徙”能写入法律特别宪法中，将“自由迁徙”变成“迁徙权”这样一项法律权利，同时相应改革户籍等制度，消除城乡差别，让大写的“人”字写向长空！

来源： 搜狐评论 南海网

　　代表们如果能对“一府两院”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审议预算报告管好百姓的“钱袋子”，即使不提出议案建议，会议也是高质量的。

　　3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已全部向大会报到。代表报到过程中，许多媒体记者采访代表时问得最多的就是代表准备了什么样的议案和建议。但笔者认为，未必每一位代表都要把履职的重点放在提出议案和建议上。

　　按照要求，提出议案和建议一般来说要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而不能泛泛而谈。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均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确认代表资格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每一位代表特别是新任代表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确实有些“要求过高”。因此，代表特别是新当选代表，即使没有准备好议案建议，也不必不好意思甚至自责，只要在会议期间依法履行职责就是称职的。

　　根据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主要行使立法、监督、选举和决定重大事项等权力。具体来说，可以优先考虑用好以下两种履职方式：

　　一是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期待代表们少些“完全赞同”等表态性发言和“本地区将怎么办”等实际与会议期间履职关系不大的发言，多些“政府应当怎么办”、“报告中这些内容应当修改”等实质性内容，还应当多些代表与“一府两院”负责人面对面的“切磋”。审议过程中，要善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正确的意见融会到发言中，而那些冗长而空洞的发言，尤其是未经认真调查研究的“雷语”，则要完全避免。

　　如果经过大会的审议后，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能够有效推动解决民众关切的重大问题，代表们即使不提出议案建议，会议也同样是高质量和圆满的。

　　二是认真审查预算草案。长期以来，许多人大代表由于各种原因，对预算审查不够重视。但是，高质量的预算审查，对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度，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期待本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能够在预算审查方面下更大的工夫，管好百姓的“钱袋子”，履行好这项职责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提出议案和建议。

来源： 搜狐评论 新京报

　　取消纸质材料，改进交通管理工作，抵京不再享鲜花迎接……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将按照简约、简朴原则安排各项会务，大兴勤俭节约之风、狠刹铺张浪费之风。据介绍，仅本届全国政协会议“无纸化”办公，即可节省会议支出约200万元。（据3月1日《京华时报》）

　　每年全国“两会”均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亦吸引到各国媒体的采访，从会议内容到细节、花絮等等，皆有看点。从报道看，今年全国“两会”呈现出许多与往年不同的地方，比如不封路、“无纸化”办公、没有鲜花红毯迎接、不组织宴请和大型联谊活动，不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品等。种种细节表明，这将是一次节俭的“两会”。

　　节俭开“两会”是响应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的精神，也是顺应民情的举措。事实上，之前地方两会均已释放出节俭信号，预示着节俭开会将是一个趋势，而全国“两会”的做法，更将节俭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要是能够将节俭开“两会”形成制度化，而非偶一为之，则就更是好上加好了。

　　在以往的全国“两会”期间，奢侈浪费的现象不胜枚举，诸如给代表发笔记本、住五星级酒店、豪华宴请、大型联谊会等等，不仅无益于提高会议质量，亦损害了全国“两会”的正面形象，受到民众的集体诟责。因此，节俭开“两会”既能节约开支，将不必要的费用花在刀刃上，又顺应民心，且符合节能环保的大趋势，理应形成制度化，从此延续下去。

　　对于公众来讲，节俭是一种精神和习惯，而对于政府来讲，节俭则是必备的制度和理念。节俭开“两会”确实值得表扬，但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无需过度阐释。而借此东风，将节俭开会形成制度化，并向全国推而广之，各地政府会议均按此执行，更值得公众期待。

　　开会就应该务实，不玩花架子，精简会议形式，减少表面文章，则可以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避免无谓的干扰。而且，开会需有成本核算规则和意识，“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自全国各地，所需耗费的交通费用、接待费用、安保费用均不小。比如以往的封路举措，不仅需要大量警力支持，还会堵塞交通，有扰民之嫌，加大了社会成本，而不封路之后，则会降低人力物力，减少对市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节俭开“两会”究竟可以节省多少费用？仅全国政协会议“无纸化”办公即可节约200万元，可想而知，以往在这方面耗费巨大，且造成纸张的大量浪费，不利于环保。而由此也可见一斑，节俭开“两会”确实能降低很多费用，当然具体情况，尚需在会议之后，做一个财务方面的总结。而全国“两会”的总体费用是多少，也可借此机会公诸于众，给公众交个底，免得钱花得不明不白。

来源： 搜狐评论 四川在线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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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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