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历经10年两会心得时说：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也许小组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也许，多提一个提案、建议不会影响大局，但一个又一个脚印才会踩出坚实的道路。

　　“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这话说到了被代表的民众的心坎里。全国民众关注两会，不仅因为两会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酝酿场，政策调整与走势攸关国计民生；也不仅因为两会是代表委员激辩的场所，道理越辩越明，改革共识越辩越清晰；还因为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发言中，应该有民众的声音，民众希冀代表委员们把此前征集到的民声带上两会，为民众利益鼓与呼——民声、民意不能缺席两会。

　　连任的政协委员段祺华说，“以前来开会，天天晚上有饭局，还要喝酒”，饭局让委员们开政协会之余，还要开“联谊会”，不能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于提案。几年前政协委员贾康痛批某些委员把小组讨论当成了聊天会，不专心讨论问题而是嗑瓜子喝茶聊天，如此参政议政也是不称职的。

　　做一名称职的代表委员不容易，就像朱永新委员总结出的体会，要立足专业背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走马观花”。由于涉及到法律法规、财政预算等专业性问题，还需要代表委员能够俯下身去向专业人士请教学习，掌握跨专业的知识，熟悉跨行业的社情背景。

　　做一名称职的代表委员要能执著于老问题、敏锐审视新问题。日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调查推出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既有反腐败、收入差距、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老问题，也有大气污染治理、新型城镇化等新问题。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就应该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建议呼声中的核心问题，问题一日不彻底解决，就需要在两会上晒一晒、推一推、促一促。

　　多提或者少提一个提案议案，似乎不会影响大局。但是多提一个提案议案，就是多踩出了一个脚印，须知，“一个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代表委员去踩脚印。无论是制度改革需要，还是民意的深深期许，都让代表委员多提一个议案提案变得很重要。两会期间，代表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身后的67万人不愿意、也不可以缺席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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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搜狐评论 广州日报

　　相比不封路、节约办会等会风转变，代表委员能否展现出更多的“问题意识”，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会风。

　　“问题意识”，简单说就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代表委员能提出的真问题越多，两会的效率就越高，也就越能满足民众的期待。

　　讲出真问题，是代表委员有担当和有参政议政能力的表现。在两会这样严肃的对效率要求很高的话语平台上，要触及敏感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复杂利益关系和现实矛盾的问题，并能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贡献智慧，没有责任担当，没有政治能力，决非易事。而说场面上的客气话，说万金油式的套话，说言不及义的空话，说大而无当永远正确的话，则不需要什么担当，不需要调查研究，应付了事是很容易的。但民众期待的是有“问题意识”的代表委员，只有这样的代表委员，才能表达他们的心声。

　　两会的活力来自代表委员的言论，代表委员提出了多少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为解决问题贡献了多少智慧，直接关系到两会是否有足够的内在活力。但敢讲真问题和善讲会讲真问题，是能力问题，更是责任和担当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不必要的习惯性担忧，那就是一说到问题，就感觉会破坏了气氛，甚至担心引起争论，或者是担心把舆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那个地方来，为地方和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自己的建言是为大多数人的福祉考虑，那就不应该被担忧屏蔽。其实，最好的气氛，是多提问题多解决问题，一碰到难题就躲躲闪闪绕着走，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气氛表面上很和顺，实质上是破坏了两会应有的健康气氛。

　　两会的活力，直接关联和展示着中国社会的活力，又反过来直接触动舆论和公众的神经，为社会注入新活力。十八大后，气象为之一新，最高领导人看到的问题之多、言论口径之大，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言论标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对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当然有更高的期待。事实证明，代表委员言论越开放、言论禁忌越少，民众对现实和未来就越有信心。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特殊能力，只要把真情实感说出来就行了，说白了就是一种说真话的能力和习惯。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句话的背景虽然和两会有异，但其张扬的那种说真话的政治文化，理应成为观察代表委员言论的标尺。

来源： 搜狐评论 齐鲁晚报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作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和领导人，也将选举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因此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3个多月后，全国人民再次将目光聚集到首都北京，关注两会、讨论两会、为两会献计献策。

　　日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姚明面对记者的“抢逼围”，感慨道：“刘翔那时被你们逼得很惨！”姚明表示：两会记者们要刹一刹“追星风”，“不要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京华时报》3月1日）

　　作为一种代议民主制形式，无论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对于这种政治身份而言，必须明确的是，他们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个代表和委员的上会，代表的都是身后将他们选举出来的人民。人民群众将他们手中的权利集中交给一个他们信任的人，这才使这个人有了代表或委员的“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某种“地位”或是“权力”，显然这种“权力”是被赋予用来替人民说话的，而“提案”作为在两会上说话的主要方式，就成为代表或委员替选民行使权利、表达诉求的工具，相应的，选民也会从代表委员的提案中获知自己的声音是否得到了传达，所关心的议题是否被呈上会议，以此作为对代表委员履职能力的考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监督与督促。

　　可见，一份提案，不仅仅是代表委员将人民群众的诉求传递上去，也是人民群众考察、监督代表委员的渠道。

　　上文提到新任政协委员姚明的感慨，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身为代表或委员，一定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和选民的期待，这种责任和期待成为一种“催逼”的压力是理所应当的，倘若所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每年两会从不递交提案，只是来北京走一圈开个会便回去了，就完全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也使得召开两会的目的无法达成，完全成为一种形式，是不称职的。而作为媒体，通过对代表委员的“追星”，将他们参会的状态反映给人民群众，询问他们的提案内容，以便选民能够监督，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应该得到鼓励。姚明提到“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有其道理，由于平日的时间里，有些代表和委员并没有能够深入基层，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听取和吸收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诉求，以至于根本无法形成有代表性的提案为人民说话，但又迫于每年开会的“需要”，担心经不起媒体的询问，于是草草的写就一份所谓的“提案”匆忙提交，就算是对会议和媒体的一个“交代”，敷衍了事，于是才会出现每年两会上都有一些提案被网民们批为“脑残”的现象。但媒体的“追寻”和“逼问”不是“脑残”提案出现的原因，如果暂且不论质量高下，媒体还可“逼”出提案，那么倘若连这点“逼迫”的力量都不复存在了，那些本就拿不出提案的代表和委员岂不是连最后这点动力都消失了？

　　递交“提案”，本来就应该是代表委员们的责任所在，就算是“逼”，也应该是经由一系列制度和规章来逼迫，是由每一个代表和委员感受到的人民的期待和重托逼迫，是由对被赋予的这层“身份”、“地位”、“权力”所带来的责任的逼迫。如此，媒体便用不着承担这逼迫者的角色。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代表和委员们，就应该像是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辛勤劳动着的工人，从他们的手中，传递着的一份份提案，就像是一块块构筑和谐大厦的砖石，大厦是否建的牢靠、漂亮，靠的就是工人们的精湛技艺和砖石的质量，这一砖一瓦，建立起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砖石才是高质量的，即怎样的提案才称得上是一份好提案？

　　好的提案，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从群众中来，就是代表和委员将触角和根系深深的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把他们的每一个具体而细微的诉求总结提炼成宏观、可操作的提案，于会上递交，充分利用他们赋予的权力和手中的资源推动提案的讨论、实施，把提案“变现”，将实惠反馈给人民，如此一来一去，才是民主体制的优势，才能体现并维护人民的利益。

　　好的提案，应该是直面问题、有理有据、有调查、有数据、有操作方法和可行性的。它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口号，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呼吁，和一个好提案所伴生的，应该是它引起的思考，然后由思考带来重视，在详实的调研、理论与数据支撑下，可以迅速的按照操作方法去行动并取得效果。诚然，这一连串的过程中间是有许多困难甚至反复的，但它恰恰是对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要求，一个好的提案，必是经由代表委员们殚精竭虑、苦心孤诣所提出并推动的，它要求的其实也简单，就是每一个代表或委员，都要用心履职，用心提案，对人民负责，对家国负责。

　　“好提案”这三个字，在拼音输入法中，如果不加中间的隔断号，就会成为“好甜”，衷心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所有的代表和委员们，带来的一份份“好提案”，能够让人民群众感到心中“好甜”！

来源： 搜狐评论 中国网

　　3月2日下午5点半左右，参加全国两会的江苏代表团代表乘坐G130次高铁抵达北京，和去年一样，大家登上代表团的大客车前往驻地。但细心的代表很快就发现了，和去年很不一样的是，今年车队不再由警车开道，也没有再出现封路场景。一抹夕阳的余晖下，只见车队安静地行驶在一股车道上，与身旁的社会车辆“零距离”并行。此情此景让新华日报一位跑了多年两会的摄影记者大呼“新鲜”，并眼疾手快地按下快门。

　　无独有偶，3月2日下午2点08分，住在北京铁道大厦的文艺界和医卫界的政协委员乘坐大巴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下午三点全国政协预备会。随行的扬子晚报记者也亲眼目睹车队行驶在长安街上时，只占用了最左侧两股车道，旁边的四股车道社会车辆正常通行。就在离大会堂还有大约500米的一个路口遭遇红灯，车队同样“规矩”地停了下来，和身边的私家车一起等待绿灯通行。

　　出行不开道不封路，迎接没鲜花没红毯，今年的全国两会尽管还没正式召开，却已新风频吹。这两天，一些有关两会会风改变的新闻都很容易就成了大家在网上热议的话题。比方说，今年政协的提案、会议简报和大会发言，都将改为电子版在网络上无纸化传阅，以减少纸张浪费，光此一项，就可节省会议支出折合人民币200万元！再比如说，政协委员段祺华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会风之变，除了没花、没条幅，他最大的感受是没“饭局”。“以前来开会，天天晚上有饭局，还要喝酒。” “每天晚上都有饭局，实在很辛苦。”今年不同了，可以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于提案……

　　条条都很让人“过瘾”！但更大的惊喜显然还有。昨天，微博上传得最火的一张照片莫过于住建部部长双手抱拳向记者“求饶”：“不要再问了”。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因为房地产调控“新国五条”的出台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政协驻地宾馆一露面，即遭到了大批媒体记者的围堵，提问简直可以用“狂轰滥炸”来形容。不堪重负的姜伟新只能频频向记者讨饶，希望大家不要再问了。难得一见的抱拳“求饶”照片固然精彩，可其实网友的评论更耐人寻味——相当数量的网友意见出奇地一致，民生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百姓利益，不问你问谁！更有网友尖锐地指出，两会就该这样开，记者就应这样问，要说实际问题，少讲场面话客套话。

　　同样的惊喜还出现在了昨天的政协发布会上，一位来自央视的记者可没有浪费稀缺的提问资源——往年，这样的发布会上总会有记者用好不容易抢来的话筒“无聊”地询问成绩或者展望未来——该记者非常直白地问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今天来的路上，感觉北京天气如何？”吕新华答：他与任何一个普通北京市民一样希望看到蓝天白云！对于环保部门给出的到2030年主要城市才能达到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的时间表，他更是直言：18年太长，希望能加快！

　　鼓掌！问答都很漂亮。有这样的开头，今年的全国两会，想不让人期待都很难。也许正如吕新华昨日在政协发布会上所言：我们政协委员认为改变作风是我们做的第一步，下面我们更期待把改变作风与给我们老百姓办事要结合起来，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办好事、办实事，还有办难事。无论代表、委员，还是媒体记者、政府人员，如果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带着这样的改变来开两会，两会将会让人拥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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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搜狐评论 扬子晚报

　　昨天浙江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开始前，会议组织方说了一件事情：有关部委会和全国人大代表、开山集团董事长曹克坚对接，听取他前一天在小组讨论会上反映的企业创新的问题。

　　3月6日，曹克坚在小组谈论会上谈到目前企业创新遭遇的困境，一件件一条条，都有事实有根据，还提了不少可行性的建议，这些都是他在调研中了解到的。

　　“他说的这些都很实际，我们请对口部委来对接，就是希望能尽快促进问题的解决。”会议组织者低调地说，代表关注身边事，提出了具体意见，这就是在认真履职，是好事情，当然就要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这个小插曲引出了一个话题：有代表提出，用心履职的代表自然要鼓励，但如果人大代表没有履职，是不是要被追责？关于这个问题，代表们还挺关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开来。

　　“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像环保局长下水这件事，起码有三四起了，河道受到污染，为什么那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没有反映这件事？本来，他们是正儿八经要做视察和监督的，反而没有通过这种形式反馈给政府，而一定要等到微博、媒体曝出来？”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可以监督政府，可以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那么如果他们没有认真行使这种权利，是不是应该被追责？

　　“兰考大火，袁厉害收养的几个孩子出事，我那时天天翻人民日报，它有一问民政部，二问民政部，三问民政部，我当时就在想，兰考县人大为什么不叫兰考县民政局来解释？可能民政部管到具体一个县的孤儿问题，是有些远，但作为兰考县人大代表，这些最基层的人大代表应该是最关心孩子问题的。” 这位发问的人大代表这么总结：我们现在还是主要靠媒体、网络来监督，人大代表的监督反而不到位。

　　的确，纵观这几年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热点事件，几乎都是媒体和网民在倒逼政府。真正应该监督政府的人大机关却屡屡失声。

　　继续拿“网民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说事，当地的人大代表是否接到过选民对河道污染情况的反映、是否去主动做过调研、又是否行使过“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退一步讲，即便之前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在事态白热化之后，有没有向当地政府进行过询问？

　　其实，我们的制度设计是有的，只是大多被马马虎虎地执行了。

　　有权监督的代表们不去监督，政府部门自然会懈怠。现场参与讨论的一位政府官员这么解释：简单来说，如果哪个领导负责的岗位出了问题，人大代表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问责，那他肯定不敢掉以轻心。

　　人大代表的责任要怎么划分清晰，该行使监督权的时候缺失了要怎么办，这是制度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提高人大会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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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搜狐评论 钱江晚报

　　一位人大代表在两会上的“发飙”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被称为“两会好声音”。这位代表说：和谐社会也好，什么纲领也好，对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如果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批评虽然很尖锐刺耳，也有点儿偏激和绝对，却说到了很多百姓的心坎里。百姓的评价标准确实很感性和直观，不听口号，不听套话，不信虚的，他们有自己朴素的和谐观与幸福观。

　　这种感性、直观和直接的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江苏代表团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在谈到改善太湖生态时，习近平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前段时间，有网民悬赏约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这种行为艺术敦促政府部门治理被污染的河流。

　　确实，老百姓的思维就是这么朴素。谈到湖泊的水质，不要说政府作了多少努力，不要说为减少排污牺牲了多少GDP，不要罗列多少宏大的概念和光鲜的口号，如果地方官员自信水质达到标准的话，那就下来游个泳。这不是绑架，而是百姓朴素的环保观：官员自己都不敢下水游泳，还遑论让民众相信“水质有了很大改善”？

　　老百姓虽然未必懂“和谐社会”精准的含义，未必了解“环保友好型社会”的全部内涵，但他们有生活经验和常识，他们对于环境有着天然的利益感觉：生活在雾霾之中，一个月只有5天没雾霾，水中能闻到腥臭味，这种直观能感受到的“不幸”，是任何文字和概念都粉饰不了的。百姓评价官员的政绩和政府的表现，体味自己的幸福感，从不会拿那些外在的宏大标准去度量，而是用自己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和四肢。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政治是非常简单和单纯的，无非就是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真正的政治，应该简约为公众可感知的幸福，简约为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浅显道理，就像“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那么浅显。

　　一位作家曾说，验证一个城市是否发达，最好来一场大雨。雨后，如果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先进城市；如果积水充足，小孩可以在街头用网捞鱼，这大概还是发展中城市——这也是百姓评价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标准——生活是否舒服和方便，包括夜里走在路上担不担心被抢，老人摔倒了会不会有人扶。

　　各地政府都在制订各种政绩评价标准，并且数字化呈现，甚至设计出个什么系统。如果真以百姓评价、公众幸福感为最重要的标准的话，就应该尊重百姓那最直观的感知，问老百姓应该怎么制订政绩标准，并把评价权交给最有发言权的老百姓。

来源：中国青年报

　　重庆警方上北京约谈朱瑞峰，见面后告诉他，要找的是敲诈勒索案的证据，至于朱瑞峰想举证的那11个官员，不归他们管。

　　朱瑞峰抖爆的一连串不雅视频，人们对于谁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这些猛料是否会引爆反腐重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操控镜头的人是谁。民众的意志与办案的意志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性爱视频，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性贿赂，应该办，必须办。但眼下对重庆来说，更重要的是先把不雅视频的事搞清楚了。雷政富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朱瑞峰手中还有7个未曝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视频里的官员会是谁？有没有贪腐问题，牵扯到了哪些人哪些事？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东西。于民来说，是一次舆论监督的胜利，于公来说，干部队伍还埋着好几颗地雷呢？没人想让重庆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都顶着个嫌疑的帽子上班吧，越早挖出影响越小，把他们都挖出来才能还更多人的清白。这件事无论是紧迫性还是重要性，都远远超出赵红霞所谓的敲诈勒索案。

　　重庆既然要约谈朱瑞峰，作出要回应公众呼声的姿态，那么第一个要谈的就应该是贪官的事，听听爆料人朱瑞峰是怎么说。这是整个约谈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大鱼就在那里，伸手就能抓到，可是一帮执法人员却对大鱼视而不见，忙着摸小鱼小虾。朱瑞峰手中掌握的贪官的证据无人问津，相反的，警方却对是谁拍了这些视频，谁是线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庆执法部门无意于不雅视频的主人公，却热心于寻找幕后人，就如同不抓使刀的人，却去追查刀的来源。它透露的信息让人不安：官员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而只要有人触动了官员群体的利益，就一定要雷厉风行地给办了。

　　雷政富之流败坏的是官员的整体形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穷奢极欲的作派，正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他们在官场结下的盘根错节正是需要被连根拔起的。查他们符合民意，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这也正是朱瑞峰冒着危险竭力要推动的，也是全体围观公众共同的心声。重庆警方希望公民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执法机关同样也不能无视民意。在这种事情上与民意背道而驰，其实是在拿政府的公信力作赌注，为一群不值得维护的人下注，最后赔上的是官场的整体形象。

　　一个丑闻曝光以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推动事件的调查，这也是公信力自救的一条好路径，相反，逃避、推卸、阻碍，遮盖、辩解则往往会让事态升级。政府应该与民众相向而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官做着才踏实。

　　把贪腐的案子办了，再去查谁是不雅视频案的幕后主使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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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全国多个城市受到雾霾空气袭击，呈现重度污染，其中以北京最为严重，污染情况突破测量上限。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周六的数据显示，截至晚18时，城区空气质量均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发出建议，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外出。（1月13日人民网）

　　PM2.5这个词语已经不再陌生。全国多个大城市屡屡发生厚雾遮天的情况，PM2.5污染已经给公众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个周末的浓厚大雾，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4500多人，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生病，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高死亡率仍眼延续，有7000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这场灾难后，英国政府开始下狠心减少污染，顶住煤炭和制造业的压力。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严格限制工业烟雾，拆除发电厂。今天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昔日就是一座宏大的发电厂，高耸云天的大烟囱和灰褐色的外墙提醒人们过去这段历史。

　　企业工程排放的有毒空气以及燃煤企业排放的烟尘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企业的布局需要政府下决心撇去“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思路，引导使用清洁能源。政府部门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规划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同企业等接触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发展商业化低碳技术和促进消费者低碳意识，发展在商业上可行的低碳技术。

　　绿色和平之前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PM2.5的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均造成危害，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引发早死等风险。如果污染水平无明显改善，可能造成早死人数达到8000多人，经济损失68亿元。稍微一衡量就知道，目前的经济获利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的埋单数目将会更为巨大。

　　如果说企业结构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眼下能着手做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环境意识。从英国希斯罗机场出来，汽车进入伦敦市中心，入口处就看到显眼的标牌“低碳排放区”字样，提醒驾驶司机，高排放车辆不要进入市内。

　　英国几年前开始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大排量轿车征收“环保税”，最高每天每辆车需要交纳25英镑。在高税收压力下，绝大多数英国人一般都是搭乘巴士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公务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这一做法难免带来有钱人、有权人才有在市区开车权利的质疑。在中国，限制公车的使用仍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当1月12日CCTV在名牌栏目《新闻联播》中将PM2.5这一民生话题放在首条新闻播出时，人们敏锐地发现，央视已经在罕见呼吁公车减少出行，相信公车如果能响应央视的呼吁，那么市民少开车、依赖公共交通也会成为一种潮流。要知道，同呼吸共命运，空气是很难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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