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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案5大悬疑:

农民工不会网络购票,是媒体“想象”出来的吗?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农民工致信铁道部抱怨‘买票机会被网购剥夺’,更是将这种回家的悲情和苦难演绎到了新的高度”。照他的意思,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典型的“渲染悲情”了,媒体大概应该去报道那些买到票乐滋滋回家一派和谐的景象。这种非黑即白、区分正面负面报道的思维,公众大概不会陌生,有些媒体人习惯了当家长,替公众来挑选哪些信息该知道哪些不该知道,打造一个他们理想的美好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与真实和真相相差多么遥远。
    农民工不会网络购票,是媒体“想象”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在温州农民工黄庆红的身后,有一大批像他一样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因为缺少网络知识而无法适应网络购票的新模式,他的抱怨合情合理,又有代表性,媒体去报道并推动问题的解决,怎么就是渲染悲情了呢?怎么就是不理性了呢?连《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说“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与《人民日报》的表态相比,谁不理性呢? 详细

公众因为一票难求“有家难回”,是媒体“想象”出来的吗?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既然也承认现有资源下“一票难求”,为什么不承认公众抱怨和悲情的合情合理呢?票买不着,家回不去,难道“悲情”一下的权利也没有吗?媒体报道了就是渲染悲情,那邓飞记者去帮助贫困地区学生解决午餐问题,是不是渲染悲情?媒体盯着出事的那几起校车事故,是不是渲染悲情?
    建议有些媒体人多学习一下《人民日报》,读读这篇文章《农民工12年回家一次,谁的痛?》:“12年回家一次,谁的痛?痛的恐怕不仅是这对夫妻,还有和他们一样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为降低回家的经济成本,大部分农民工首选的交通方式是‘加班车的硬座’,一路艰辛也要回去;还有些农民工甚至选择‘另类’的回家方式:戴上头盔、披上雨衣、骑上摩托、载上家人,风雨兼程也不畏惧。真希望这种痛虽痛在他们身上,却能‘痛’到你我心里。他们吃得好吗,住得好吗,和家人团聚的愿望能实现吗,子女上学有着落吗,家乡的父母养老有保障吗……”与《人民日报》的表态相比,谁不理性呢?详细

目前的购票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是媒体“想象”出来的吗?

     改革多数是在民众的诉求之下得以推进的,春运期间的交通服务改革同样如此。今年铁路推出的网络购票,不正是这么多年民众呼吁和悲情表达的结果吗?正视和反映民众的悲情,以此为改革的动力,不正是媒体的职责吗?是不是说永远做不到“一人一票”,就任何改革也不做了呢?在车票有限的情况下,服务能不能做得更好,分配能不能更公平透明?

     公众对春运的“诉求”千种万种,如希望杜绝“关系票”,希望网络购票更方便,希望政府提供更周到服务,作者却将所有这些简化为“人人都能轻易买到一张火车票”这一个诉求,进而嘲讽公众的悲情“不理性”。就好像,医生通过各种方式让病人减轻痛苦、延缓生命,作者却说,人最后都要死,这些治疗“不理性”。逻辑的荒谬令人错愕。
    看看《人民日报》从民众的悲情表达中,看出了多少问题,提出了多少有益的建议,有些媒体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与《人民日报》的表态相比,谁不理性呢?【详细

春运暴露出的“城乡隔阂”问题,是媒体“想象”出来的吗?

    媒体每年聚焦春运,因为春运最集中反映了当下中国的城乡隔阂问题、二元结构问题、公民权利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中国社会发展最为紧迫、最为核心的难题之一。通过对春运的报道和讨论,全社会集思广益,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推动改革的深入细化。可以说,引导全社会关注悲情春运,恰恰是媒体发挥作用的职责所在,把头埋到沙子里假装没看到,才是媒体人的失职。
    再学习一下《人民日报》的评论——“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与《人民日报》的表态相比,谁不理性呢?详细

责任编辑:赵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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