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神通川：成立受害者团体

最早从1960年开始，由于富士县神通川矿山排污影响农业生产，附近的人们就组成了居民联合协会，集体和矿山协商经济赔偿事务，之后痛痛病受害者团体成立。当时针对矿山污染的公民活动组织有好几个，除了“成人团活动”，还有“公民团”和“农业成年部”，各自关心健康、经济方面的赔偿。【详细】

法律维权成为共识

四大公害之中，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最初发生在新潟，在1967年4月，新潟水俣病的特别研究团体发表了“是昭和电工鹿濒工厂的废水引起了第二水俣病的结论”，同年6月，受害者提起诉讼，同年9月，四日市光化学污染患者提诉，第三年痛痛病患者提起诉讼，1969年熊本水俣病提起诉讼。当时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社都详细报道了被害者的惨痛经历，激起了受害地之外全国人民的反对公害运动，令执政党和在野党无法不正视。与此同时，患者之间、律师之间的交流也渐成共识：类似问题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政府：立法与时俱进

1968年：防公害国会

随着日本民众环保的觉醒，政府态度的转变也对事件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7年7月，日本政府在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这一届日本国会随后被记入历史，称为“防公害国会”。当年通过了公害基本法，把大气、水源、噪音、震动、地震、恶臭确立为公害，后来1970年“防公害国会”又增补了土壤污染这一条。同年，对应的《农耕地污染防治法》制定，对土地污染防止、对农用地和农作物作了规定。【详细】

与其后期介入，不如提前立法

日本环境省官员则如此总结经验：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 受害者团体、律师团体、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日本公害基本法制定，而且令日本政府架构调整，1971年，日本环境省从各部门中抽离成立。经过四大公害对社会的洗礼，1970年后日本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

反面案例：日本史上最严重工业灾难

污染制造者：千方百计掩盖真相

在1956年确认日本氮肥公司的排污为日本熊本县水俣市水俣病病源之后，政府毫无作为， 以至于该公司肆无忌惮地继续排污12年，直到1968年为止。污染事件影响数万人，最终酿成这个岛国最大的工业灾难。 即使在知道污染是水俣病的原因之后，引发污染的工厂不但没有停止污染，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阻挠相关的调查研究：工厂医院的细川医生得出了“水俣病是由工厂污染引起的”，很快就被解雇；后来，律师提出与患者见面、到工厂调查，厂方设法加以阻挠；在法庭上，由于担心被工厂解雇，工人不敢出庭作证…… 【详细】

政府的漠视背后，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

在处理水俣公害事件中，当时政府的态度极为消极：对受害者的哭诉不闻不问，对在水俣湾实施禁渔的呼吁不予理睬；1962年，熊本大学医学部发表了水俣病与工厂污染有关的文章，结果研究经费被取消……更为可悲的是，在企业和政府的影响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竟提供证据，认为水俣病与污染没有关系！
     漠视、掩盖和阻挠，导致的是更大的灾难。1956年水俣病被确诊，然而企业和政府直到1968年才被迫承认其病因，在这期间有多少废水直排入海，有多少受污染的鱼、贝被转卖到其他地方，又有多少人成为新的无辜的受害者？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半个世纪后的正义

后来，45名受害者联合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在水俣病事件中的无作为，并在2004年获得胜诉。法院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在1 956年知道水俣病病因后应当立即责令污染企业停止侵害，但直到1 2年后政府才做出决定，为此，日本政府应当对未能及时做出决定而导致水俣病伤害范围扩大而承担行政责任。

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反思

日本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速发展，但由于没有环境保护措施，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成灾。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环境破坏和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和企业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水俣病引发的诉讼旷日持久，时至今日依然没完没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我们可以在回顾那些历史中学到点什么。【延伸阅读：重金属污染悲剧何时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