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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无法告别的体制
十年砍柴，原名李勇，上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新邵县一个小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为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中国人喜欢划分营垒，分清敌友。在公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中国，体制内外的区别真的那么明显了？二十年来，李勇一直没能彻底告别体制，他的经历，或许是同龄知识分子一个不错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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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分配到国企
1992年，受小平南巡影响，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极其旺盛。当年92届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受惠，19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变成了香饽饽。我们系那一届毕业生才29人，竟然有100多家单位来要人。那时候对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进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不是首选，去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更没有吸引力。我们的首选是新闻单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别是外资、合资以及与高科技沾边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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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企到公务员
在国企呆了两年后，我自认为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此地不宜久呆。反正有了北京户口，想办法逃离吧。1995年夏天，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因为是首次，所以竞争并不激烈，经过笔试、面试，1995年10月，我成为国家司法部政治部的公务员。和我同年分配到东方电子的120余名大学毕业生，两年后已经走掉了80余名，但大多数是去外资、合资、民营企业，仅有四人报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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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到法制日报
1998年中央部委机构改革，我被分流。还好在离开部机关前，分配到一套福利房，算是三年半公务员生涯的一点补偿。那次分流，我所在的政治部70后公务员，只留下一名。我被分到了当时含金量最高的法制日报社，作为司法部代管的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在几大中央级报纸中，发行量、影响力以及员工的待遇都是相当不错的。1990年代业界曾有一个顺口溜：“人民的牌子，光明的调子，军报的房子，中青的稿子，法报的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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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风光
1999年3月，我正式调入法制日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和其他补助发下来，几乎是我在部委机关的三倍，我心中残存的那么一点被分流的怨气完全消散了。在法制 日报社大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我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见到了许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新鲜的风景。直到2002年底，我才从“歌德式”的新闻写作中抬起头来，开始思索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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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制越来越远
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在网络上写作，使我有了“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收获。我最先在网上连载的文章结集为《闲看水浒》，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和江湖上的虚名。就这样在体制内媒体又耗了几年，包括《法制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影响日益衰微，员工的待遇也是王老五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10月，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究起来，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今日之中国，敢说自己真正告别体制的又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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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波兰男子从英国伦敦飞抵巴西圣保罗机场，没有钱，没有机票，不懂当地语言，不敢外出，于是选择滞留机场，演绎一出现实版《幸福终点站》。
69岁的德国太太Heidemarie Schwermer 15年来一分钱没用，仍旧过得happy。Heidemarie 在Dortmund 市郊区开了一个名为Gib und Nimm 的“一物换物”的店。这么多年来，她就是靠着这个店活了下来。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跳钢管舞是女人的权利。但1988年出生的阿涛跳钢管舞已经有6年了。“给我一个管子，我就能跳出精彩。”树干、广告牌、电线杆都成了他街头秀的道具。自从迷上钢管舞后，他放弃了学业，毅然决然地去学习钢管舞，这一去就是5年，回到青岛后，他穿梭于各个活动的现场表演，钢管舞改变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