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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模假式的“增长正义”

    如果汪晖是一个诚实的“左派”,那么他起码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梳出谁是这个社会的真正弱者,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由“有权者的权力”,或是“无权者的无力”所造成的。但是很显然,汪晖名义上顶着“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招牌,但是他始终是爱慕权力、承认权力的,因为这个“权力”曾有过光辉的“反资本主义”的历史…【详细】【网友评论

 

汪晖称调处资本与劳动矛盾非国家莫属

“新”左派惯于抢占道德制高点

    中国的“新”左派同志们惯于用疑问句式来论辩,比如一开始就问对手:这是“谁”的公平、“谁”的正义、“谁”的权力?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左派一般喜欢抢占道德制高点——要为弱者、为穷人而抗争,似乎屁股一旦先抢对位置,就可以不顾事实,不顾逻辑。 【详细

清华教授汪晖:调处资本与劳动矛盾非国家莫属

    正因此,当我们看到国内著名的“新”左派代表——汪晖,再次站出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认为国家如今需要调整增长方式,劳资关系越发紧张,因此要必须依托社会来限制资本时,我们会产生无穷的困惑:在今日这个国度,到底是政府最大,还是资本最大?强者是谁?弱者又是谁?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资本作为试图重新主宰世界的力量,已经重新出发尽情放纵。这让增长的道义再次浮出水面:我们仍然要追问,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谁能主持立场,谁能维持道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国家重建中立立场,调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已经正当时。【详细

  何种增长,谁之正义?

让国家当“中立”调解者是让“国家资本”畅通无阻?

    按照汪晖在这个访谈里表达的意思,今天中国的“正义”问题,表面上是劳动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最本质的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他的这一逻辑指引下,住房问题成为了消费者与房产商之间的矛盾,沿海—内地的差距也被解释为资本中心与边缘乡村之间的问题,进而甚者,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出来扮演“中立”的调解者。言下之意就是,让“私人资本”受到管控与限制,“国家资本”可以畅通无阻。【详细

国企地位难撼,“私人资本”的“不正义”体现在哪里?

    今日中国的“增长正义”问题,罪魁祸首真的是“私人资本”或者“外国资本”吗?这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开始市场化改革与重新壮大,2010年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前十位,有三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身影,我们对“私人资本”何惧之有?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上的规模之巨,远非民营企业可比,“私人资本”的“不正义”体现在哪里,是欠薪还是低工资?外资引入造成了这么多“血汗工厂”,为何这些外资在其母国,却没听到这般严厉的指控?

中国“私人资本”只是看上去很美

    略微有点常识的人会了解,中国的“私人资本”看上去热闹,其实孱弱无比,要想有所发展,也得与政府保持“暧昧”的关系才行,如此每天在刀刃上跳舞,自顾尚且不暇,要他们主动重视劳工的利益,未免是苛求;而外资工厂所常见的低工资与高强度,也往往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或支持。而国企的垄断地位与高福利,却是有目共睹的,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欲为“国企工人”而不得,要想成为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比在社会上当个风雨无阻的小白领难度要大得多,谁敢说这样的“工人”,就一定是弱势群体?

  未分清真正弱者的“左派”,还是洗洗睡吧

将批判的目标盯在“资本”上是缺乏常识的表现

    由此可见,弱势与否,不是像汪晖所说的那样,拿“资本”来定位,而是要看你属于“国家”,还是属于其他。汪晖不顾常识,将批判的所有目标盯在“资本”上,其实是沿袭自他过去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比如他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的访谈中所谈到的,“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不同分支与特定利益的关系相互纠缠,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国家’正在发生转变。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详细

汪晖同志,到底您读过历史吗?

   在媒体上直接评论这段引文实在有些“难以启齿”。如果汪晖是一个诚实的“左派”,那么他起码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梳出谁是这个社会的真正弱者,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由“有权者的权力”,或是“无权者的无力”所造成的。但是很显然,汪晖名义上顶着“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招牌,但是他始终是爱慕权力、承认权力的,因为这个“权力”曾有过光辉的“反资本主义”的历史。
   但是这不禁让我们大生疑惑,号称研究思想史的汪晖同志,到底您读过历史吗?

搜狐评论 责任编辑:胡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