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童年就喜欢写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不需要我设计的自动步枪,也不需要其他武器了,那是我最想看到的。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有人问我每天都有人被我设计的枪支所杀害。但是,我对他说,这不是枪械设计者的罪过,而是政客们的罪过,是他们不能和平地解决争端。我设计的武器是用来保卫祖国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打个比方,在现实生活中,您绝不会因为醉酒的司机撞死了您的亲人,而去怪罪汽车制造商吧!?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去开发非军队用,而是“为驱散游行人群用”的武器,但苏联内务部和税务警察等强力单位又需要比AK系列精巧方便的武器。于是他们找到伊兹马什厂,开发出令他们满意的“野牛”冲锋枪。后来在车臣战争中,不少俄罗斯军人非常喜欢在巷战中使用“野牛”。【详细】
时间久了,小农发现,农村经验其实给俺提供了一个很宝贵的另类角度,往往令小农言他人所不能言。某次听讲座,讲到现在已是重阳美院副院长的徐冰,他轰动北京的一次“画作”,是把一头公猪赶进书房,那畜生不顾满屋的观众,踩着地上代表人类文化的书,立即向着先前已在书房的母猪冲过去。于是评家大发感慨:人呐,哪来那么多废话,什么爱情不爱情的,瞧这猪猪,多干脆,多畅快,见了异性就自然而然冲上去,才不管什么书房雅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小农也大发感慨,在依附人类生存的条件下,城里崽子居然以为猪猪会有“自然”的性生活。自然界曾经有过激烈的达尔文竞争,如果人类的远祖坚持本能,未曾发展出工具、语言和文化,让猪抢先一步成为智能生物,如今被猪大妈关在笼子里、本能到只能撞木板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详细】
他是中国媒体笔下的“狂人”,是意大利媒体简称的“穆”,他是穆里尼奥。“穆”对挑战是痴迷的,对自我的目标是执着的,球迷无法感染他,媒体无法击倒他,对手无法避开他,在这个大众狂欢的世界里,他以罕见的方式坚持着自己,“不管是英国还是意大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改变我的个性、独立和自由。”穆里尼奥认真学习了各类领袖人物的成功要领。但别误以为他是个中国机场书店架子上的那一类“成功学”专家。他不是个投机者,他拥有深厚的人文积淀,能像他那样拿出萨特的《恶心》来攻击对手的教练,找不出第二个。穆里尼奥认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1974年葡萄牙石竹花革命。”他属于随着新生的民主制度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西方个体解放和反奉从主义代表,在东方人眼里的狂傲实则只是他对自我的限定和负责。 【详细】
“中国农民”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的?编辑说“农民”二字有歧视之意。“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也敏感,那就改成“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编辑说不行,“战机”也敏感,因为涉及军事。我向他请教: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它们都能出版,为什么我“涉及”一下都不行?“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详细】